中国外储难言之隐：不得不承认美国债比黄金更可靠

中国外储难言之隐：不得不承认美国债比黄金更可靠

http://news.wenxuecity.com/messages/200903/news-gb2312-821157.html

 

浏星雨/不久前，还在幸灾乐祸地隔山观火（美国次贷危机），不到半年这"火"就烧到咱家柴棚来了。不久前，还在自豪地津津乐道于中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转而就发觉这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原来是个烫手的"山芋"，让各界人士为之寝食难安。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在爱国经济学家仲大军，宋鸿兵们"大抛美国国债"的呼叫声中，美国国债却是越买越多，月购数百亿，赶超日本，也成了世界第一，达6800亿之巨。

如果做个民意调查，我敢肯定99&的中国人都会选择"反对"。一些人会认为美国国债是被硬性摊派或认购的，是被绑架了；一些人会认为购买美国国债是花钱消灾，为中国和平建设购买时间；一些人会认为买美国国债是用中国人民的血汗支援美国建设，替美国消费买单；还有少数人会认为把外汇用于购买美国国债是为了外逃的时候方便，是里通外国的卖国行为。

这些实际上主要是误解的结果。国际金融在中国长期被神秘化，导致大多数人搞不懂一些基本的金融概念，闹不清一些正常的金融现象。大多数中国人并不了解中国外汇储备的来源和目的，也不知道国债和股票的区别。（具体请参见笔者文章《深入浅出地解读中国持续增持美国国债的行为》和《与爱国学者谈美元外汇储备》）

昨天，中国银监会罗平主任在美国纽约华尔街发表演讲后表示："尽管知道美元将贬值，但中国将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因为资金的安全避难所是美国债券，而不是黄金，更不是日本政府债券或英国债券。罗平主任用英语反问："Except for US Treasuries, what can you hold?" he asked. "Gold? You don't hold Japanese government bonds or UK bonds. US Treasuries are the safe haven. For everyone, including China, it is the only option."；"We hate you guys. Once you start issuing $1 trillion-$2 trillion [$1,000bn-$2,000bn] . . .we know the dollar is going to depreciate, so we hate you guys but there is nothing much we can do."

此言一出，立即在各大新闻论坛引起巨大反响。笔者看了一下搜狐和网易的评论留言，绝大多数人情绪激动，""，"买办"，"卖国贼"不绝于耳。

其实，罗平主任的讲话是符合温-家-宝-总-理上月底对驻英中资金融机构的相关讲话精神的。温-总-理说：购买美国债券是中国实行外汇储备多元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否会继续买、买多少，那要根据中国的需要，根据外汇安全、保值的要求"。温-总-理还提醒大家，中国的外汇储备是人民银行用（印刷的）人民币买下来的，是中国央行的负债（而不是资产）。

温-总-理很明确地说了美国债券"是否会继续买、买多少，那要根据中国的需要，根据外汇安全、保值的要求"，而不是根据美国或世界别的国家的要求而定。

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外汇一直是由总理亲自掌握的，大笔动用或调拨投资必须经过政治局讨论决议。当年是周-总-理，后来是X总理，朱-总理，现在是温-总理。这届政府，被称为亲民政府。胡-温当然是维护中国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也是体察民情，重视网络舆论的。那么为什么国家的实际动作频频逆"流"而动呢？

其实，这里有难言之隐：

首先，中国的外汇储备是"鲸吞"来的。中国的外汇体制和日本，欧美国家不同。中国现行外汇制度决定了中国政府必须无限制地，被动地印刷人民币纸钞用以收购美元等外汇，以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结果就是，只要人民银行的"柜台"前出现了美元等外汇，人民银行就发行人民币加以收购。买入的美元等外汇则构成了中国的外汇储备。

维持人民币币值和汇率的稳定是中国外汇储备的首要任务。而要担当这个首要任务，外汇储备的形式就必须符合"安全性，流动性和保值性"这三个基本要求。安全性排第一，流动性排第二，保值或增值性排最后。这就决定了中国政府不能将大部分外汇储备用于购买黄金，石油和矿产等实物。（当然可以适当购买，详细参见笔者的《深入浅出地解读中国持续增持美国国债的行为》和《美元是美金，黄金是废铁》）

第二，中国的2万亿外汇储备中的大多数不是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财产，而是属于外国政府和外国老板的。中国外汇储备含有外国商人来华投资的款项，含有中国所积欠的外债，还有大家熟知的"热钱"（国际游资），当然还有贸易顺差。但是，即使在贸易顺差中，也并不是全部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而是有很一大部分属于跨国企业的资产。为了维护中国国家信誉，为了维持正常的经济秩序，就必须满足外商和内商的经常性兑换需求。这就决定了中国政府不能将大部分外汇储备用于购买黄金，石油和矿产等实物。（当然可以适当购买，详细参见笔者的《中国和日本外汇储备的巨大不同》和《虚胖的中国外汇储备》）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7年年末的《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在2007年，中国政府拥有1.528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同时外国在华资产为1.2664万美元。可见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外汇储备份额大约在3000多亿美元，只占中国外汇储备总额的25-30%。而且在2007年年底，中国的海外资产总额只有1.0126万亿美元，比外国在华资产少2448亿美元。也就是说，假如外国资本要求全部撤出中国的话，在没有充足的外汇储备的情况下，卖掉全部的中国在海外的资产也不足于应付。这就是中国要维持庞大的外汇储备的一个重要原因。否则几个索罗斯那样的对冲基金就可能让中国金融阵脚大乱（参见笔者的《中国是债权国还是债务国》一文）

好了，从上述分析中，第一，我们已经知道中国为什么会有庞大的外汇储备；第二，我们已经知道中国为什么必须维持庞大的外汇储备。那么，在这样的现实前提下，如何保管好这巨大的外汇储备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中国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经济活动经常性地需要美元；外国政府和外国银行的贷款每月都有到期的；"热钱"是随时要溜出中国的。这就要求中国政府手里必须有足够的流动性外汇来应付这些日常所需。流动性最高的当属现金了，"现金为王"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那为什么不存银行的定期，而要买美国国债呢？这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美国国债容量大（可供买卖的共有6.3万亿美元），需求强劲，交易活跃，流动性强，收益也比较高；其二，美国国债比银行定期存款更保险和安全。符合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性，流动性和保值性"这三个基本要求。（详细参见笔者文章《深入浅出地解读中国持续增持美国国债的行为》

中国政府所持有的外汇是成千上万个亿，不是千儿八百块钱。这么巨大的数目放在哪个银行都不保险。银行一倒闭，巨量外汇颗粒无归。美国银行对储户的保护算是比较好的，美国政府也只能担保10万美元（危机中暂时提高到25万美元）。许多国家的银行本来就不为外国储户保险。当然，你可以说放在咱们自家银行里面，但问题是这么巨量的外汇你贷给谁？有借给美国政府那么高的安全性和收益率吗？

作为外汇投资多元化的一部分，黄金，石油，矿产甚至小麦大豆之类的期货也是可以买一些的。但是，绝对不可能替代美国国债。第一，这些战略物资的价格波动相当的大；第二，这些物资容纳不下2万亿美元的巨款；第三，这些物资不符合外汇储备所要求的流动性和安全性。当国家需要外汇兑付的时候，你抛出黄金，石油和铁矿石？谁来接盘，会不会被压价？一旦中国主权基金大量买进黄金的时候，黄金价格将被人为抬高；等中国急用美元大抛黄金的时候，黄金将被狠狠地压价，导致中国手里的大量外汇化为乌有。当然，中国黄金拥有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黄金定价权就属于中国。诚然，你可以定价1克黄金等于1万美元，但笑的是南非金矿老板，中国人民从此改替金矿老板打工了。诚然，你可以买下全世界的全部黄金，但是，只要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仍然用美元欧元或日元结算，那么一大堆黄金就形同"废铁"。（详细参见笔者文章《深入浅出地解读中国持续增持美国国债的行为》

诚然，美元是不断贬值的。但是哪个国家的货币是不贬值的？看看我们手里的人民币。诚然，美国国债也不是100%保险的，但是哪一种资产是100%保险的？15年来，美国国债的平均债息大约在5.5%左右，而CPI约为2.2%。也就是说扣除通货膨胀，投资美国国债的原始收益依然在3%以上。套用一句现在的人们常说的一句话：美元是一大堆烂苹果中，最不烂的那个；美国国债是一大堆烂橘子里面，最不烂的那个。只要你手里有钱，只要你想吃苹果和橘子，那么目前来说美国产的苹果和橘子就是最好的选择。（详细参见笔者文章《深入浅出地解读中国持续增持美国国债的行为》

也正是大家认识到美国国债所具有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才成了各国政府争相储备的资产。买进美国国债是自由的，抛售美国国债也是自由的。至于买还是抛，一切皆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基于"趋利避害"本性作出抉择。

中国人民银行手里的美元等外汇，逐天，逐月，逐年地，不可逆差转地增多，几近泛滥成灾。这些外汇储备如何减压？在现有的外汇制度下，难有答案。这些外汇储备出路何在？在现有的经济秩序下，美国国债是绕不过去的选择，过去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点，未来的现实还将不断验证这个观点。这是因为，无论我们媒体上的美国是多么的不堪，甚至已经破产，但我们的决策高层非常清醒：在现在和看得见的将来，美国的综合实力和经济活力依然世界最强；美国不会垮，美元不会动摇，美国国债安全可靠。宣传和事实的矛盾，正是他们的难言之隐。

金融危機十項注意 :D

金融危機十項注意

信不信由你, 做不做看你........

金融危機十項注意：

一：不要辭職，不要換工作，不要轉行，不要創業。

二：不主動要求老板漲工資，裁員往往從高薪員工開始。

三：多幫朋友留意工作機會，多聯繫多介紹，輪到自己找工作時朋友才會幫你。

四：存錢，買國債或者雙幣存款，別買股票。

五：千萬別買車買房，到危機最嚴重時便宜的跟白撿一樣。

六：危機的后期最難過，現在僅僅是開始，別覺得自己很強，很能幹，連花旗通用都抗不住，你算個屁。

七：未婚的別結婚，結婚的別離婚，沒孩子的現在別生，盡可能的降低成本，危機過去再說。

八：就算還沒感覺危機，也應該日子緊著過，用以前70%的錢過現在的日子。

九：不要幻想搶銀行，成功率很低，活捉率很高，搞不好就地槍斃。

十：拉屎的時候要留一半，免得餓的太快。 (←這個會不會太強人所難了點啊)

李嘉诚给年轻人的53条人生忠告

在李嘉诚传中给年轻人提出了53条人生忠告：

http://www.moneyman.cn/article.asp?id=5580

1.我17岁就开始做做批发的推销员,就更加体会到挣钱的不容易、生活的艰辛了。人家做8个小时，我就做16个小时。

2.我们的社会中没有大学文凭、白手起家而终成大业的人不计其数，其中的优秀企业家群体更是引人注目。他们通过自己的活动为社会作贡献，社会也回报他们以崇高荣誉和巨额财富。

3、精明的商家可以将商业意识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件事中去，甚至是一举手一投足。充满商业细胞的商人，赚钱可以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4.我凡事必有充分的准备然后才去做。一向以来，做生意处理事情都是如此。例如天文台说天气很好，但我常常问我自己，如5分钟后宣布有台风，我会怎样，在香港做生意，亦要保持这种心理准备。

5.精明的商人只有嗅觉敏锐才能将商业情报作用发挥到极致，那种感觉迟钝、闭门自锁的公司老板常常会无所作为。

6.我从不间断读新科技、新知识的书籍，不至因为不了解新讯息而和时代潮流脱节。

7.即使本来有一百的力量足以成事，但我要储足二百的力量去攻，而不是随便去赌一赌。

8.扩张中不忘谨慎，谨慎中不忘扩张。……我讲求的是在稳健与进取中取得平衡。船要行得快，但面对风浪一定要捱得住。

9.好的时候不要看得太好，坏的时候不要看得太坏。最重要的是要有远见，杀鸡取卵的方式是短视的行为。

10.不必再有丝毫犹豫，竞争既搏命，更是斗智斗勇。倘若连这点勇气都没有，谈何在商场立脚，超越置地？
11.对人诚恳，做事负责，"多结善缘"，自然多得人的帮助。淡泊明志，随遇而安，不作非分之想，心境安泰，必少许多失意之苦。

12.在逆境的时候，你要问自己是否有足够的条件。当我自己逆境的时候，我认为我够！因为我勤奋、节俭、有毅力，我肯求知及肯建立一个信誉。

13.做生意一定要同打球一样，若第一杆打得不好的话，在打第二杆时，心更要保持镇定及有计划，这并不是表示这个会输。就好比是做生意一样，有高有低，身处逆境时，你先要镇定考虑如何应付。

14.我表面谦虚，其实很骄傲，别人天天保持现状，而自己老想着一直爬上去，所以当我做生意时，就警惕自己，若我继续有这个骄傲的心，迟早有一天是会碰壁的。

15.当生意更上一层楼的时候，绝不可有贪心，更不能贪得无厌。

16.任何一种行业，如有一窝蜂的趋势，过度发展，就会造成摧残。

17.随时留意身边有无生意可做，才会抓住时机。着手越快越好。遇到不寻常的事发生时立即想到赚钱，这是生意人应该具备的素质。

18.人才缺乏，要建国图强，亦徒成虚愿。反之，资源匮乏的国家，若人才鼎盛，善于开源节流，则自可克服各种困难，而使国势蒸蒸日上。从历史上看，资源贫乏之国不一定衰弱，可为明证。

19.假如今日，如果没有那么多人替我办事，我就算有三头六臂，也没有办法应付那么多的事情，所以成就事业最关键的是要有人能够帮助你，乐意跟你工作，这就是我的哲学。

20.你们不要老提我，我算什么超人，是大家同心协力的结果。我身边有300员虎将，其中100人是外国人，200人是年富力强的香港人。

21.长江取名基于长江不择细流的道理，因为你要有这样豁达的胸襟，然后你才可以容纳细流??没有小的支流，又怎能成长江？

22.在我心目中，不理你是什么样的肤色，不理你是什么样的国籍，只要你对公司有贡献，忠诚、肯做事、有归属感，即有长期的打算，我就会帮他慢慢地经过一个时期而成为核心分子，这是我公司一向的政策。

23.一个总司令，是一个集团军的统帅，拿起机关枪总不会胜过机关枪手，走到炮兵队操作大炮也不如炮兵。但作为集团军的总司令不要管这些，只要懂得运用战略便可以，所以整个组织十分重要。

24.人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你对人好，人家对你好是自然的，世界上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你的核心人物。

25.知人善任，大多数人都会有部分的长处，部分的短处，各尽所能，各得所需，以量才而用为原则。

26.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大企业就像一个大家庭，每一个员工都是家庭的一分子。就凭他们对整个家庭的巨大贡献，他们也实在应该取其所得，只有反过来说，是员工养活了整个公司，公司应该多谢他们都对。

27.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在哪里都有。你千万别伤害别人的尊严，尊严是非常脆弱的，经不起任何的伤害。

28.在我的企业内，人员的流失及跳槽率很低，并且从没出现过工潮。最主要的是员工有归属感，万众一心。

29.有钱大家赚，利润大家分享，这样才有人愿意合作。假如拿10%的股份是公正的，拿11%也可以，但是如果只拿9%的股份，就会财源滚滚来。

30.我老是在说一句话，亲人并不一定就是亲信。一个人你要跟他相处，日子久了，你觉得他的思路跟你一样是正面的，那你就应该可以信任他；你交给他的每一项重要工作，他都会做，这个人就可以做你的亲信。
31.人要去求生意就比较难，生意跑来找你，你就容易做，那如何才能让生意来找你？那就要靠朋友。如何结交朋友？那就要善待他人，充分考虑到对方的利益。

32.有金钱之外的思想，保留一点自己值得自傲的地方，人生活得更加有意义。

33.以往我是百分之九十九是教孩子做的道理，现在有时会与他们谈生意……但约三分之一谈生意，三分之二教他们做人的道理。因为世情才是大学问。

34.坏人固然要防备，但坏人毕竟是少数，人不能因噎废食，不能为了防备极少数坏人连朋友也拒之门外。更重要的是，为了防备坏人的猜疑，算计别人，必然会使自己成为孤家寡人,，既没有了朋友，也失去了事业上的合作者，最终只能落个失败的下场。

35.那些私下忠告我们，指出我们错误的人，才是真正的朋友。

36.商业合作必须有三大前提：一是双方必须有可以合作的利益，二是必须有可以合作的意愿，三是双方必须有共享共荣的打算。此三者缺一不可。

37.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动。是我的钱，一块钱掉在地上我都会去捡。不是我的，一千万块钱送到我家门口我都不会要。我赚的钱每一毛钱都可以公开，就是说，不是不明白赚来的钱。

38.我觉得，顾及对方的利益是最重要的，不能把目光仅仅局限在自己的利上，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自己舍得让利，让对方得利，最终还是会给自己带来较大的利益。占小便宜的不会有朋友，这是我小的时候我母亲就告诉给我的道理，经商也是这样。

39.一个人一旦失信于人一次，别人下次再也不愿意和他交往或发生贸易往来了。别人宁愿去找信用可靠的人，也不愿意再找他，因为他的不守信用可能会生出许多麻烦来。

40.如果取得别人的信任，你就必须做出承诺，一经承诺之后，便要负责到底，即使中途有困难，也要坚守诺言。
41.我生平最高兴的，就是我答应帮助人家去做的事，自己不仅是完成了，而且比他们要求的做得更好，当完成这些信诺时，那种兴奋的感觉是难以形容的……

42.世情才是学问。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精明，要令大家信服并喜欢不容易?

43.注重自己的名声，努力工作、与人为善、遵守诺言，这样对你们的事业非常有帮助。

44.讲信用，够朋友。这么多年来，差不多到今天为止，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任何一个省份的中国人，跟我做伙伴的，合作之后都成为好朋友，从来没有一件事闹过不开心，这一点是我引以为荣的事。

45.我个人对生活一无所求，吃住都十分简单，上天给我的恩赐，我并没多要财产的奢求。如果此生能做多点对人类、民族、国家长治久安有益的事，我是乐此不疲的。

46.保持低调，才能避免树大招风，才能避免成为别人进攻的靶子。如果你不过分显示自己，就不会招惹别人的敌意，别人也就无法捕捉你的虚实。

47.如果单以金钱来算，我在香港第六、七名还排不上，我这样说是有事实根据的。但我认为，富有的人要看他是怎么做。照我现在的做法我为自己内心感到富足，这是肯定的。

48.做人最要紧的，是让人由衷地喜欢你，敬佩你本人，而不是你的财力，也不是表面上让人听你的。

49.绝不同意为了成功而不择手段，刻薄成家，理无久享。

50.一个有使命感的企业家，应该努力坚持走一条正途，这样我相信大家一定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成就。

51.要成为一位成功的领导者，不单要努力，更要听取别人的意见，要有忍耐力，提出自己意见前，更要考虑别人的意见，最重要的是创出新颖的意念……作为一 个领袖，第一最重要的是"责已以严，待人以宽"；第二。要令他人肯为自己办事，并有归属感。机构大必须依靠组织，在二三十人的企业，领袖走在最前端便最成 功。当规模扩大至几百人，领袖还是要去参与工作，但不一定是走在前面的第一人。要大便要靠组织，否则，便迟早会撞板，这样的例子很多，百多年的银行也一朝 崩溃。

52.未攻之前一定先要守，每一个政策的实施之前都必须做到这一点。当我着手进攻的时候，我要确信，有超过百分之一百的能力。换句话说，即使本来有一百的力量足以成事，但我要储足二百的力量才去攻，而不是随便去赌一赌。

53.与其到头来收拾残局，甚至做成蚀本生意，倒不如当时理智克制一些。

一个＂企业家＂的诞生往往连同他的人生经验一起传承下来．

投行学徒生涯 幸得高人指路

投行学徒生涯 幸得高人指路

 

http://www.moneyman.cn/article.asp?id=5576

 

1997年初夏，当全世界还未知道什么叫「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我在耶鲁大学硕士毕业。初出茅庐，有感前路茫茫，于是跟从「大队」跑去报考投资银行（简称投行）。

那时候美国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包括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美林、高盛与摩根士丹利。所以当我同时收到贝尔斯登及雷曼兄弟二份聘书时，实在让我喜出望外。
「物品运输」生意

衡量再三，在二者之中择其一，我决定加入有「美国债�王」之称的雷曼兄弟。虽然天意弄人，一场金融海啸的巨浪掩至，二家愿意聘用我的投行，最后都成为难兄难弟──双双破产收场。不过，我相信，将来投行的业务，在传统银行的经营模式下，仍继续有可观的发展。

记得初入行时，业界前辈曾这样解释：「你要记住，我们投行的资金没有传统银行那么充裕，所以我们做的是『物品运输』生意（distribution business），而不是做『物品储存』生意（storage business）。」所谓的物品，当然是指证券市场内各式各样的投资产品。

「菲籍小云」是我第一位直属上司。此女子平时跟我言谈甚欢，但在工作上，她肯定是我的克星。

记得刚上班的第二天，时值1997年8月，「亚洲金融风暴」正悄悄临近。当时形势已相当危急，我隶属的结构信贷衍生部门正忙于把早前购下的一堆总值3亿美元的新兴市场债券，尽快打包（注：即资产证券�化（securitization））出售，甚至不惜以贱价平仓。上头有令，一字记之曰：「快」。

问题是打包手续繁复，包括要取得会计师对有关资产的评估报告，想快也快不了多少。当时负责与会计师交涉的，正是「菲籍小云」。而我这个新丁，职衔虽名为分析员，但实际只能当她的跑腿，把资产资料在会计师与公司之间往返运送。

投行的学徒生涯，本来就是一个放低自尊，再在短时间内重拾自尊的过程。初入行时，我的确什么也不懂，只是心知不能永远当跑腿，但怎样才可以在最短的时间获得最多的产品知识呢？为此，我趁下班时间尾随「书生」乘电梯，借机问问他的意见。此君贵为董事总经理，官阶已接近顶点，但为人平实内向、和善有礼、勤奋工作及事事亲力亲为。

内向的「书生」见我也进电梯，竟然脸红不已、双肩绷紧兼腰背板直，然后不自在地耸耸肩，才挤出笑容问我：「怎么样？工作习惯不？」

我当然不会直接状告「菲籍小云」，只婉转地说：「可能全部门的同事现在都非常忙碌，暂时我只能『执头执尾』，所以觉得自己很没用，『好废』。」

「书生」皱一皱眉，明白我在投诉没有足够的学习机会，便给我开导说：「我们的生意需要三种人才。第一种是建立数学模型的人才。」所谓数学模型，就是以数学为语言，去反映特定问题、具体事物或金融系统等的关系结构，尤其在资产证券化上的应用。

「建立数学模型的人才非常重要，因为所有价格的制定、评级公司的研究及销售档的数据分析，都全靠这个数学模型，是整盘生意的心脏。」「书生」续说：「这部分是最困难，但同时是最实在的东西，所以反而容易掌握。你现在首先须专心向『菲籍小云』学习，继而再向大师级的同事取经。」

日夜研究数学模型

「然后呢？」我似懂非懂的点点头。

「不要小看这数学模型，『菲籍小云』用了差不多二年时间，才对之有所掌握。其次，就是处理法律档如销售章程的人才；第三种就是经营客户的专才。」话音刚落，电梯便到达地下，「书生」匆匆说道：「我乘地铁去 Grand Central 火车站，你呢？」

在大老板面前，我当然要扮忙：「我……我去附近买晚餐回公司，赶着完成手头上的工作，再见。」说罢心中亦不由得暗笑，自己不是刚投诉在公司没事可做的吗？
「书生」在电梯里的一席话，犹如指路明灯。自那刻钟开始，我除了专责跑腿�外，就是日以继夜埋首研究数学模型，连周六日也不例外。

五之一．下周六续

经过数月潜修苦练，自问对数学模型已有基本掌握。一天，我胆粗粗走进「德州姚明」的办公室，鼓起勇气问道：「那笔跟德国银行 B 记洽谈的生意，我可否负责其中数学模型的部分？」

「德州姚明」对我突如其来的毛遂自荐，大感惊讶：「嗯，也好……横竖『菲籍小云』最近忙于处理一笔新兴市场结构债券的善后工作。我们和 B 记的会议，你也来听听吧！」

信贷保障 原为管理风险

B 记在美国的资本规模较小，虽然对外经营进取，但骨子里仍希望减低本身的资产风险。于是，「书生」、「德州姚明」和我一行三人，便浩浩荡荡前往该行献计。

会见我们的，是 B 记的财务主管 P 先生和他的副手。跟我们寒暄几句后，这位主管便开门见山的说：「你知道我们的竞争对手，无论是比我们大的或是比我们小的，都愈来愈进取，且收取的利息低廉。我们要想辨法减少客户流失，并同时维护银行的风险管理和利润，想听取一下你们的意见。」

「书生」是大老板， 当然由他打头阵。他说：「控制信贷风险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购买信贷保险。」

「信贷保险？从保险公司那里买吗？」P 问道。「信贷保险不是真的保险（insurance），而是市场里的一种掉期合约（swap），称为 CDS（credit default swap，即信贷违约掉期合约）。你付费予对家（counterparty），若合约列明的那家企业发生信贷违约事件，如清盘破产，那么 counterparty 会赔偿给你；一切如常则费用没收，所以我说在运作上类似保险。」

「那么谁是我的对家？」

「你的对家就是我们雷曼，又或是其他投资银行。就如你熟悉的其他衍生工具掉期合约一样，我们投行的角色实际是庄家，负责提供市场流通量，承接买卖盘。这些并非放在交易所公开买卖的产品，因为它们的买卖差价非常窄，未能支持有关的营运成本，故交易所对之缺乏兴趣。」

「既然投行只是庄家，那么你们怎样平盘？你们的对家又是谁？」P 每条提问，都在步步进迫。

难得「书生」不徐不疾，继续解释投行如何再将风险转嫁出去：「我们庄家的对家，就是其他的机构投资者，例如保险公司、退休基金等等。如果机构投资者的盘内没有该挂钩企业的信贷项目，基于分散投资的概念，他们便会有兴趣买下有关的信贷风险，以赚取回报。」

「不过，你亦可考虑做一篮子的信贷保证。」见惯大场面的「书生」用眼神示意身边的「德州姚明」道：「他可以向你解释一下。」

「德州姚明」的 show time 来了。昂藏七尺的他站了起来，眼珠子仿佛望进了 P 和其副手的心坎中：「所谓的一篮子信贷保证，跟『书生』刚才说的差不多，都是用一张信贷保单，即信贷违约掉期合约（CDS），去承保一篮子的信贷风险。」

P 立即道：「刚才不是说 CDS 只能针对单一企业信贷的吗？做一篮子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CDO 的保护层

「你可以把 CDS 看成信贷保险的统称，有关保单的内容可以涉及单一信贷风险，亦可以是一篮子的信贷风险。即是说，若保单内的一篮子企业，任何一间公司『爆煲』，你都享有保障。」

「而为了减低年费，可以改为只保指定数量以上的信贷事件。这种内容的保单，我们称之为信贷抵押证券（CDO，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s）。譬如只保三间或以上的信贷事件，那么 CDO 里挂钩的过百间企业，你自己承受头两家倒闭的风险， 到第三间爆煲才获赔偿；我们于是称头两家企业为保护层。」

P 恍然大悟的道：「我以前听过 CDO，觉得好像很复杂似的，原来这样简单！说穿了，其实亦为一篮子的信贷保险，只不过条款不同。作为 CDO 发行者，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其实是购买保险的一方，若多于某个数量的企业发生违约事件，我就会收到保金。」

「德州姚明」朗朗地道：「对！从你对家的角度，即售卖保险的一方，因为只有多于某个数量的企业发生违约事件才需要赔钱，所以相对风险较低。假若企业的 correlation（关系函数）愈低，风险愈低；假若企业信贷愈稳健，风险亦愈低。」

「评级机构可以因应这些风险高低而作出评级？」「对，评级机构就是根据保单的内容，再运用统计学和金融上的理论，计算赔偿风险的或然率（probabilities）。譬如说，若赔偿风险的或然率少于0.01%，那便可以拿到美国国库债券的 AAA 最高评级。」

五之二．下周六续

打包垃圾债券争取评级

自从完成上一笔与B记银行的生意后，老板知道我对数学模型的掌握不错。在赢得信任后，很多生意计划都预我的份儿。一天，「德州姚明」跟我说：「下星期，我们去辛辛那堤州（Cincinnati）去见一家保险公司F记。你把我们上周的 pitchbook（争取客户建议书）更新一下，改改那顾客名称，打印几份出来吧。」

垃圾债券真正意思

F记保险公司负责接见我们的，是投资主管D先生。据说，他在八十年代曾与当年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被誉为「垃圾债券大王」的米尔根（Mike Milken）称兄道弟，可算是垃圾债券市场的鼻祖之一。

提起垃圾债券，有很多人心里都有疑问：「垃圾都卖？有�搞错！」其实所谓的垃圾债券，并非真的是垃圾。只是由于一般中小企业拥有的资本较少、刚成立不久或处于增长期，以致负债比率较一般大企业高，信贷风险相对较大，故债券评级较低，通常被列作「投机性评级」，即俗称的「垃圾评级」。

七、八十年代，传统的企业债券市场发展不够全面，只有少数大型企业的债券──即达「投资性评级」的才有人购买。米尔根却认为，中小企垃圾债券的市场虽小，风险又高，但其回报相对较高。

一般投资者对这个市场理解并不多，于是他自己就当起整个市场的中心，把投资者和中小企配对在一起。需要融资的中小企，自然不敢得罪米尔根，当他是「活菩萨」；同样地，投资者亦极力巴结他，希望可因而拿到「笋货」。不过，权力愈大，便愈容易使人腐败。米尔根后来被控操控市场，涉嫌内幕交易而�铛入狱；他的投行Drexel亦走上破产之路。

「书生」和D同样出身于Drexel，体内流着垃圾债券的血。二人相识于微时，彼此交换过卡片后，自自然然就谈起往事。「书生」说：「自从米尔根出事后，这几年垃圾债券沉寂了好一段时间，现在好像又重生了。」

「对呀，现在市场不同了。规范多了，无论是参与融资的中小企和投资者

都愈来愈多，都是拜这几年来融资收购（leveraged buyout, LBO）的发展所赐。我认为垃圾债券投资风险虽高，但回报『和味』，所以最重要是分散风险。你看看我们的投资组合（portfolio），便可见有不同的行业及不同的企业。惟问题是以我们一己之财力有限，很多时候都因为资金太小，根本分不到货。」

「书生」老板于是打蛇随棍上说：「既然你是垃圾债券的投资老手，有没有兴趣『揸旗』做基金经理，集资一个基金？一方面，F记可以继续管理自己的钱；另一方面，保险公司亦可集腋成裘及增加弹药，使你有足够的资金去争取货源，更有助本身的portfolio分散风险。」

「其他投行亦向我提议过这个方法，我们还可多赚一笔基金管理费用呢！」D踌躇地说：「不过，垃圾债券本身就算有评级，组成基金后便不算独立债券，旧有的债券评级便全不适用。你知道，很多机构投资者，包括我们都不能买入没有评级的投资产品。」

借鉴CDO打包分层技术

「书生」拍拍心口说：「这个我当然明白，所以我们可用CDO的打包分层技术，为增加债券的保护层，使其后组成的基金可以拿到不同的评级，以扩大投资者的层面……经过以往十多年的发展，债券化的打包技术已日趋完善，随着LBO市场的发展，会有更多企业信贷，包括垃圾债券透过打包的保护层，而拿到是不同投资者心目中需要的评级。」

D兴致勃勃问道：「不过，这些购买打包债券的投资者，会对我们管理的基金有信心吗？」

「书生」老板想游说做成这笔生意，自然说尽好话：「这个打包债券市场现在仍算新，你们先做，便可享有先行者的优势。」

D以退为进说：「既然你对我们这样有信心，你是否会包销所有的打包债券？」

「书生」答得非常小心：「我们可以包销这些债券，但双方要共同负担存货风险。若市场逆转，我们斩仓止蚀的损失，应该平分吧！」

D绝非省油的灯，当然没有即时答应，只是说：「好吧，你们先回去，弄一份意见书交过来，当中说明你们的收费模式、包销与否，以及是否愿意承担存货的风险等。我们会将你们的建议，和其他竞争对手一并考虑。」

五之三．下周六续

金价与各类黄金市场动态

金价与各类黄金市场动态

http://www.moneyman.cn/article.asp?id=5562

麦肯锡：中国将跻身五大寿险市场

麦肯锡：中国将跻身五大寿险市场

 

http://www.moneyman.cn/article.asp?id=5564

 

****************

金融海啸对各行各业造成打击，保险业亦不例外，咨询公司麦肯锡在新书《Life insurance in Asia : Winning in the next decade》指出，相信当经济好转时，亚太区保险业将会趁机崛起，中国保险市场尤为乐观，预测未来五至十年，全球保险规模包括寿险，有四成来自亚洲，而在亚洲市场中有四成来自中国。

据麦肯锡资料显示，至二○一二年，亚洲区保寿市场总额由○七年的六千三百二十亿元，增加至七千五百至九千五百亿元。麦肯锡全球资深合伙人白德范在记者会上表示，区内经济增长、中产阶级数目增加、高储蓄率、对投资型保险产品需求，以及分销渠道增加等因素，将成为亚洲区保险业中长期增长动力。

白德范表示，亚洲区中，以中国和印度人均经济增长最为突出，预料由二○○七至二○一二年，区内将有六千万至一亿个家庭全年收入达一万美元，晋身中产阶级门槛，即代表有一亿二千万至二亿市民有能力负担购买人寿保险产品。

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倪以理表示，目前内地居民的个人储蓄率已达到三万亿美元，市场对保险作为财富增值的投资型及储蓄型产品需求大大增加。据资料显示，内地市民持有现金资产由○二年的百分之八十四，下降至去年的百分之七十一，这意味着内地消费者的储蓄方式，正逐步从现金转为储蓄及投资产品，保险作为中低端的投资储蓄工具，将成为未来中产家庭的核心投资工具。

此外，保险产品分销渠道在亚洲区发展迅速，除了向保险公司购买外，透过银行购买保险产品亦成为趋势，在○八年上半年，银保渠道保费收入占百分之六十八，较○五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八。

白德范表示，短期内亚洲区保险业市场仍受到不稳定因素挑战，但长远对亚洲区特别是内地保险业中长线发展感到非常乐观。他认为五年内，内地保险业可继日本及美国跻身环球五大寿险市场

会计业市场潜力无限

会计业市场潜力无限

http://www.moneyman.cn/article.asp?id=5573

 

五类专业服务四类客户

孙 很高兴来到这里。今天我会跟大家介绍我们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策略，以及策略背后的思路。

安永提供不同类别的专业服务。第一是审计。审计一向称为「Auditing」，但现在改称为 「Assurance」。有人以为我们是一层保险（To Insure），但其实我们只是为他们带来确认（To Assure），例如令他们对企业的财务数据及营运较为安心。

第二是风险管理咨询（Risk Advisory）。帮助客户建立风险管理模式和框架。

第三是财务交易咨询（Transaction Advisory）。我们帮助客户在收购合并前进行买方或卖方尽职调查（Due Diligence）。

第四是税务咨询（Tax Advisory），例如设计税务计划；这还包括帮助公司和独立人士（尤其是外籍雇员）报税，因为部分需要同时在美国和香港报税，步骤很琐碎。我们有时甚至帮助他们办理入境手续。

第五是财务与绩效管理（Financial and Performance Management）。我们到客户的公司，了解他们的工作流程，再提出改善建议，使其运作得更有效率。

我们把客户分为四类。比重最大的是 Office of the Chairman Accounts（OCA），我们在全球有一百二十五家公司属于这一类，也会让他们知道安永视他们为 OCA。这些客户都是跨国公司，为我们带来最多收入，占我们的全球营业额的35％，十分重要。我相信，对你们的公司来说，也会有同样重要的客户，并希望与他们一直合作，致力为他们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第二类是 Global Priority Accounts，也是十分重要的客户，但他们付的费用和企业规模稍低于 OCA。

第三类是 Strategic Growth Markets（SGM）Accounts，他们都是商界的后起之秀，往往是「安永企业家奖」（Ernst & Young Entrepreneur of the Year）得主。我们设立这奖项有二十五年了，目前每年在全球五十多个国家举行；得奖者都具备企业家精神，企业的业绩表现良好，甚至有机会晋身为指数成分股。我们在2006年首次在中国举行。每年全球五十多名得奖者都会获邀到蒙地卡罗，从中选出「安永全球企业家奖」（Ernst & Young World Entrepreneur of the Year）得主。

多年来，我们发掘了许多这样的 SGM 公司。以 Google 为例，我们早在多年前已经认定他们是后起之秀，并很早向其颁发「安永企业家奖」，又在他们的首次公开募股（IPO）的过程中助其一臂之力，事后证明我们慧眼识英雄。中国的公司，例如搜寻器公司百度，在中国的市场领先。同样，安永帮助他们处理 IPO。

最后一类是 National Priority and Core Accounts。这些客户都是本地企业。本地的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优质服务，也深受中小企业欢迎，因此我们要不时跟他们竞逐这类客户。

尽快培育会计人才
然而我们的目标不同。本地的会计师事务所，可能只希望这些客户维持小规模，生意稳定。但我们却希望这些 National Priority and Core Accounts 增长成为 SGM 客户，因此我们在衡量如何服务这些客户时，多了一层考虑因素。

这样说好像有点自负，我不想给大家留下这个错觉。其实，自英隆（Enron）倒闭以后，会计业的资源一直是不够的。不仅因为中国迅速增长，也因为美国推出了萨班斯——奥克斯法案（Sarbanes-Oxley Act，SOX 法案，是美国国会于安然等多宗会计丑闻之后，就《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所作的许多新修订）。该法案可不是会计师发明的，是美国的国会议员订立的。但它变相成为Accountant Full Employment Act，为会计行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如果你们有亲友修读会计，请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因为市场的潜力无限──在美国和中国都大有可为，所以我们希望尽快培育会计人才。跟所有资源有限的企业一样，我们得小心分配有限资源。因此，我们需要清晰的服务焦点。

我相信，你们也同样会不时制订策略，找出善用资源的方法，从而赚取最高收入和最多利润，以及达成企业的目标。

避免工作量过重
我们有句「以人为本」（People First）的口号。可能你们都听说过，会计师事务所都像「木人巷」，一加入便要参与激烈的淘汰过程。淘汰这词似乎太可怕，但的确有许多人筋疲力尽。

会计业压力大，要求高，有点像投资银行，只是我们开出的薪酬不及他们。投资银行家虽然工作十分辛苦，可是待遇优厚。会计师负责数钱，但自己没有钱。然而，重要的是，我们要确保员工，尤其是最优秀的人才不会工作量过重。

通常最优秀的人才，筋疲力尽的风险最大，因为人人都知道他们好，所以人人都找他们工作，但他们却不懂得推辞。结果，两三年后，他们都捱不住了。因此，有适当的流程，监察人才的工作量，实在是十分重要的。

争取市占率击败对手
听众 安永怎样争取更多市场占有率，打败市场领导者？

孙 要达成业务增长，首重人才。我们招聘的对象多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大都受过基本的会计训练。我们一直留意着这些新员工。

中国区在2006年聘请了一千一百五十人，他们不会全都是人中之龙凤，毕竟，「四大」甚至政府和银行等，都在争夺同一批尖子。因此，我们订下一个目标：在新聘请的员工中，起码要有20％是各界争相竞逐的一级人才，他们在毕业时至少收到四份聘书，能得到他们加入绝对不易。余下的80％也达到一定水平，但不是最顶尖的毕业生，在校内也不一定做过什么领袖。

我加入安永时，同届有三位新员工是哈佛毕业生，可是他们在两年后便离开了公司。可能他们选择加入投资银行，赚更多钱。因此，不是所有顶尖的20％都会坚持到底，表现也不一定尽如人意。然而，在余下的80％新员工里，有20％至25％超越了原来的自己，甚至比原来最顶尖的20％更出色。

这项资料很有趣，而且带给人希望：在学校里表现平平，不等于在工作上毫无建树。

陈志武：跟女儿谈商业模式

陈志武：跟女儿谈商业模式

 

http://www.moneyman.cn/article.asp?id=5582

 

 

与女儿谈商业模式 （1）：盖茨的商业模式

在“养子防老”的农业社会里，为了保证作为投资载体的儿女给长辈以回报，父母必须对子女威严，与后辈以名分等级相隔，因此，跟子女平等沟通历来不是《四书五经》所倡导的中国家庭图景，长辈不可能降格跟后辈平等对话，而如果后辈对长者的言论提出质疑，那就是犯上作乱了，会造成“养子”但不“防老”的局面，会被看成从根本上威胁到儒家的社会秩序。

当然，我很幸运，通过各种保险和退休金等金融安排，我和夫人不用把我们的两个宝贝女儿看成是养老的保障，更不用把她们看成是我们对自己未来的投资。既然如此，跟女儿的交往中，从来不必要求她们无条件地听我的话，不会说“我是你父亲，所以不管我的话有理无理，你都得听”，而是以理服人，平等服人，不以名分压人。平时，我夫人跟她们平等交往得很好，她也尽量花时间读女儿正在读的书，以此来增加她们的共同话题，便于与女儿的沟通，也让作母亲的了解女儿的心路历程。而我由于工作忙，没有那么幸运，不能跟她们同步读同样的书，所以，我就得找别的也让我女儿感兴趣的话题。

我的两个女儿，陈晓13岁，陈笛11岁。她们的兴趣差别很大，性格各异。陈晓的分析能力或说思辨能力极强，聪敏过人，很小时候就“把世界看透了”，把“十万个为什么”问个够，到今天差不多只对男朋友的问题感兴趣，而我作为男人当然没法插嘴。

陈笛对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两年前兴趣很大，不过，等我给她讲了什么古希腊、古罗马、古意大利、大英帝国、宋元中国的故事后，到现在只对赚钱感兴趣，说怎么也不要像爸爸那样做教授，而是要成为亿万富翁。这就好了，虽然我自己不是亿万富翁，但作为金融教授，谈谈如何致富还是没问题。所以，跟陈笛就不怕没有共同话题。

为什么盖茨的财富近600亿美元？

不久前的一天早晨7点半，跟平日一样，我开车送两个女儿上学，途中，陈笛问起，“盖茨为什么这么富？他怎么可以有近600亿美元的财富？”她这一问便开始了我们许多天里关于商业模式的对话。

我说，“盖茨是一个天才，在1977年他21岁的时候创办了微软公司。1986年3月微软上市，他30岁时，就成了亿万美元富翁！”

陈笛，“但他为什么一个人能赚这么多钱？”

我说，“其实，盖茨的亿万财富并不是说他已经实现了这么多的盈利收入，而是在他公司上市后，股票市场对微软未来的收入非常看好，然后愿意给微软的股票很高的价格，也就是说，盖茨今天的财富更多的是反映微软未来的收入，反映微软未来能赚多少钱，是股市帮助盖茨把未来的收入提前变现，他今天的财富不是靠过去已赚的收入累计起来，而是未来收入的提前累计。所以，是股市帮了他的忙，是股市非常看好微软的未来”。

陈笛，“那么，为什么微软会这么赚钱？它跟别的公司有什么差别？”

“原因当然很多。第一个原因可能是软件商业模式的特点，因为一旦微软花成本开发出一种软件，比如像你们喜欢用的Windows，那么每多卖一份Windows系统软件，其价格是260美元，其成本对微软公司来说接近零，也就是说，这260美元是纯利润，净赚。世界上今天有6亿多的电脑用户，那怕中间只有一亿人付这个价钱，这也是260亿美元的收入！你说，这么大数量的销售市场，同时每卖一份软件的边际成本又几乎为零，这种商业模式怎么不赚钱呀！”

陈笛，“爸爸，你说的边际成本是什么意思？”

“那是说，一旦你已经把开发成本、广告成本投入，为了再多卖一份产品，你还要付出多少成本。比如，我正在开着的凌志牌汽车，你们可能觉得丰田公司造这种车会卖很多钱，每一辆要卖4万美元，但是，你要知道，每辆车的制造成本会很高，而且每辆的会基本一样。也就是说，为了多卖一辆车，丰田必须买这些汽车部件，比如发动机、车身、轮胎、方向盘等等，这些部件一样也不能少，况且他们要付很多的工人工资、退休金以及其它福利，所以每辆凌志的边际成本很高，丰田汽车公司的利润空间永远无法跟微软相比。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喜欢微软的股票，喜欢盖茨创办的公司，而不会太热爱汽车公司股票。”

陈笛，“那你说餐馆呢？我原来想，开餐馆也好像赚钱很多，可据你这么一说，餐馆不是也要花钱买菜、买肉，还有付工钱，它的边际成本不也是很高吗？”

“是呀，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开餐馆开了几千年，但没有人开出一个亿万富翁来。实际上，农业的利润空间更小。比如，在我老家，在你湖南奶奶家乡，如果种一亩地赚10元，那么为了赚1000元就要种100亩地，因为每亩地需要的资源投入和劳动投入都是一样的，边际成本是常数，没有规模效应，不要说跟微软的商业模式比这要差很多很多，而且跟汽车公司比也差很多，原因是通过机械化生产，丰田公司能利用规模生产减少每辆车的制造成本。所以，农业远不如工业，而工业又不如微软这样的行业。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通过工业革命在过去250年领先中国，而今天美国又通过像微软这样的行业领先世界所有其他国家，超过包括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

当然，类似微软这样的商业模式越来越多，比如，网络游戏。中国的陈天桥先生创办盛大网游，他的特点也是“零边际成本”，一旦互联网游戏软件已开发好，多一个客户对盛大的成本是零，所以来自千百万个新客户的付费都是净利润，你说那不赚吗？基金管理业也是基本如此，像我们的对冲基金公司有10个工作人员，只要所管理的资金在一亿美元至几十亿美元之间，我们不用增加太多费用开支，收入的边际成本也几乎为零“。

陈笛，“我将来要 ……”。说着说着，我们就到了陈笛的学校门口，“好了，陈笛，到学校了。我们晚上回家再谈，好吧？祝你全天愉快！”

陈笛当然还想谈，这些亿万富翁的故事对她很有吸引力。“爸爸，也祝你今天愉快。晚上见。”

与女儿谈商业模式 （2）：为什么星巴克会这么成功？

　　早晨跟陈笛谈完盖茨的微软商业模式后，她对其软件产品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这一点印象极深，原来一旦微软花成本开发出一种软件之后，每多卖一份Windows软件，其成本对微软来说接近零，每份260美元的售价几乎是纯利润，净赚。

　　下午放学回家，陈笛就问，“爸爸，如果微软产品的边际成本几乎是零，而餐馆、制造公司等等的运营成本、材料成本很高，那为什么还有人去开餐馆、建制造公司呢？这些公司还存在并且有人继续在开新的，这本身不就说明还能赚钱吗？”

　　我说，“的确是这样，各个行业都可以有赚钱机会，关键还得看有没有办法降低成本，或者巧妙地创新商业模式。比如说，我们经常去的星巴克咖啡店，你不是也喜欢那里吗？本来，咖啡先起源于10世纪的埃塞俄比亚，随后传入中东，到16世纪由威尼斯商人带入意大利，经过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海外贸易于17世纪初传入英国、荷兰等其它西欧国家，并立即成为西欧的时尚饮料，咖啡馆是人们社交、休闲的场所。到1675年，仅英国就有3000多家咖啡馆，那时的英国移民也把咖啡带到北美，在17世纪末，纽约、波士顿等地也到处是咖啡馆。你看，咖啡馆在西方、在美国已开了300多年，其数量早已成千上万，无数人都尝试过开咖啡馆、也赚过钱，像这么老的行业，谁会想到还会有创造亿万富翁的机会呢？

　　 “但是，这并没阻挡美国人——霍华德.舒尔茨（Howard Schultz）通过开咖啡馆成为亿万富翁，更确切地说他的财富是13亿美元！他于1985年成立今天的星巴克公司的前身，到今天星巴克的市值是254亿美元，短短21年就创造这种奇迹，而且是在有300多年的老行业里创造这种奇迹！”

　　 陈笛，“这我就不明白了，我以为你必须得像盖茨的微软、像谷歌那样的高科技行业才能创造亿万财富，像星巴克这样既没有新科技，又是一个老掉牙的行业，怎么还有机会呢？”

　　 “首先在于规模，星巴克今天有差不多13000家分店，遍及全球，这是星巴克跟微软、谷歌类似的地方，都有广大的消费者客户群体，在全球各地星巴克一周销售4000多万杯咖啡饮料，每月销售差不多两亿杯，按每杯3美元算，仅咖啡销售就是每月6亿美元！这是过去300多年没有人做到的，过去没有咖啡馆公司做出这种规模，是史无前例！”

　　 陈笛，“为什么星巴克的品牌这么好，世界各地的人都愿意去，而且愿意为星巴克咖啡付这么高的价格？他们是不是靠花很多钱作广告？”

　　 “这点问得很好，的确，几乎所有公司品牌靠花大量资本作广告，依此在消费者群体中建立信任和形象，像衣服、食物品牌都这样。做市场营销研究的人得出的结论是，一般的人在看到一种品牌两、三次之后才会愿意掏钱买它，才会信任它，所以，广告费的投入极为关键。但是，到目前为止，星巴克没有花过一分钱做广告，可它的品牌却是全球咖啡行业最响的，这是星巴克最大的成功妙诀所在，正因为它不花钱做广告也能有最好的品牌，它每卖出一杯咖啡的边际成本就很低，赚钱的空间就大了。”

　　 陈笛，“为什么星巴克不用花钱做广告就能建立顶尖品牌呢？”

　　 “三方面因素带给星巴克优势。第一，从一开始，星巴克就只选择在最繁忙的市区交叉路口开咖啡店，虽然这些地段地皮租金很高，但非常醒目的位置给星巴克最自然的广告效果，过路来往的人不可能不看到招牌门面，看的次数多了，品牌信任自然就来了。当然，这一点可能早就是常识，从前人们就知道，没有太多特殊的。

　　“所以，更重要的是第二个因素，那就是全球化、全球范围内的人口流动，为星巴克这样的品牌连锁店带来空前的机会。像你的爸爸经常在美国、在世界各地跑，基本都是公事出差，我不管到伦敦、米兰、新加坡，还是到巴西、北京，我没有时间、可能也没兴趣去了解当地琳琅满目、七七八八的咖啡馆，去问哪家咖啡馆的咖啡更好、更合我的口味，如果一看到那里有星巴克，很自然，我肯定会去那里，因为我熟悉他们的咖啡单、熟悉他们的咖啡口味，一进去就知道要什么，就像在纽黑文的星巴克一样。换句话说，一旦纽黑文的星巴克把我变成了顾客，我就成了世界各地星巴克的顾客，伦敦、米兰、新加坡、香港的星巴克就不必对我做广告，我就已是他们的顾客。

　　“但，有一点很关键，就是人们在各地、各国间的流动要具规模，要频繁，也就是空运、高速公路等交通网必须很发达，跨国间的旅游方便容易。否则，这种跨地区、跨国间的品牌协同效果就很差，这就是为什么在全球化于1980年代重新启动之前，即使有人想像舒尔茨先生这样去创办全球连锁咖啡馆，也难成功。是全球化带来的跨国人口流动造就了星巴克，为星巴克节省许多广告开支，使它每卖一杯咖啡的边际成本很低。实际上，像我这样经常旅行的人也需要有这样的连锁咖啡馆，需要有这种方便。有了星巴克这种规模的全球咖啡馆之后，以往传统的咖啡馆日子就不好过了，它们正在被逐步淘汰。

　　“另外一个因素是星巴克在纳斯达克上市，1992年它的股票正是上市交易，也就是说，我们都可以通过买股票成为星巴克股东。许多人认为，向大众发行自己公司的股票只是一个融资事件，如果我的公司不需要资金，好像就不必上市。——实际上，远不是这样，让公司股票上市除了融资之外，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效果是巩固公司的品牌、增加公司的知名度。在1992年上市之前，星巴克只是在美国西海岸有一定的知名度，其它地方的人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咖啡馆公司，更不知道它的咖啡如何了。但是，在准备上市的过程中，美国大大小小媒体都在报道星巴克这个公司、介绍它的咖啡是如何如何好。这就好了，连还没喝过星巴克咖啡的人都好奇了，也想去找着试试，一下把星巴克咖啡变成时尚品了。股票上市之后，股价一天天涨，这本身又使星巴克成为新闻，使更多人对星巴克好奇。就这样，虽然星巴克没花钱做广告，其效果胜过广告。”

　　 陈笛，“原来是这样，怪不得像希尔顿、君悦、喜来顿这样的连锁酒店也在世界各地都有呢，原来它们也是受益于全球化，它们将来的收入会进一步上升的，因为在各地旅行的人自然更喜欢已经熟悉的酒店。”

　　 “你说得好，这就是为什么刚刚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如家连锁酒店公司会有非常好的前景，在中国各地的酒店到今天还基本都各自为政，相互独立，酒店名字也是五花八门，不知道到底哪家好。这就是为什么每次爸爸在中国旅游时，最痛苦的就是选酒店的问题，它们都说是四星、五星，但根本不知道哪家好。所以，当我知道沈南鹏先生创办了如家连锁酒店，我立即就觉得他的判断真准！他公司的股票上市才3个多月，股价已翻了两倍多。

　　 “星巴克的故事，不只是因为其商业模式才很有意思，而且也因为创建该公司的舒尔茨先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舒尔茨于1953年出生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区，是贫困区之一，他有一个弟弟和妹妹。为了支持一家的生活，他爸爸开过出租车和卡车，也在工厂干过苦力活，他妈妈不工作，在家照顾小孩。由于家境困难，1956年，他们一家搬进政府救济的公寓房，靠政府福利补助长大。上的小学、中学以及后来的大学很一般，同学的家境也很穷。12岁开始，舒尔茨每天早起送报纸，赚些钱给自己和家里用。之后，在上初中、高中时，经常在餐馆、制衣厂打工。为了赢得体育奖学金上大学，在中学他发奋踢美式橄榄球，后来得到北密执根大学的奖学金，去那里上大学。在1985年创建星巴克之前和之后，他都是靠自己的奋斗，而不是靠父母的遗产，更没有靠任何人的权势后台。

　　“靠自己的努力，舒尔茨这样一个家庭背景极普通的人也能在1992年，也就是他39岁时，成为亿万富翁，实现事业成功。陈笛，你知道，爸爸在湖南农村长大，家里没有财富，也没权势。像舒尔茨这样的个人故事总是让你爸爸由衷地敬佩，他是我的英雄。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美国，由普通家庭出身而成为亿万富翁的个人故事很多，上次谈到的盖茨就是另一例，还有沃尔玛连锁店公司的创始人是这样，戴尔电脑、英特尔、雅虎等公司的创始人也是这样。”

　　陈笛，“在美国，为什么普通家庭出身的人也能创业成功，成为亿万富翁呢？为什么沃尔玛公司能做得这么大？……”

　　说着说着，该是陈笛睡觉的时间了。“好啦，该睡觉了，明天我们再说，好吧？”

与女儿谈商业模式 （3）：沃尔玛的成功模式

沃尔玛（Wal-Mart）是另一个有意思的财富故事。过去近20年里，沃尔玛公司创始人——沃尔顿（Samuel Walton）家族的财富一直排第一，远远超过盖茨和其他家族。比如，在2006年美国《福布斯》财富榜上，沃尔顿家族单个成员分别排第六、七、八、十和十一位，每位的财富超过150亿美元，五位共有786亿美元，而单人排第一的盖茨有530亿美元。这种故事，这么大的财富数字，不是神话又是什么呢？

跟陈笛刚说起这些，她的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沃尔顿家族能有这么多财富？沃尔玛只是开平价超市连锁店，在这种传统行业里，怎么可能比微软更赚钱？”

我说，“从表面看，沃尔玛超市好像跟其它连锁店没区别。但是，在你出生后的头几年里，你妈妈经常要给你和姐姐买尿布、玩具、衣服，还有其它日用品，你可能不知道这些是在哪儿买的吧？记得在1994年你出生后，每年我们去中国都带上一大箱尿布，让你在中国用。你知道那些是在哪里买的吗？”

“在沃尔玛？”

“是的，你那时太小，还不知道。我们家是沃尔玛的常客。现在，你也经常跟妈妈去那里，你说沃尔玛的特点是什么呢？”

“东西总是很多，又很便宜，所以大家喜欢去沃尔玛，特别是买吃住行日用品。”

“沃尔玛的口号是‘天天平价’，以高质量、低价格把别的商店挤掉。如果沃尔玛的价格总比别人低，那沃尔玛靠什么赚钱呢？我们以前讲过，微软每卖一份软件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但，零售商没那么幸运，卖出的每件物品的成本不可能接近零，比如，他们肯定要花钱进货，还要雇佣员工，支付运货成本，还有商场的租金，等等。所以，沃尔玛的商业性质跟微软不可能相同，赚钱的模式自然不一样。因此，为了做到‘天天平价’，同时又能赢利，沃尔玛必须在成本上下功夫，要最大限度地压成本，这样才可让消费者得到好处。但，问题是如何压低成本？

“沃尔玛的最大特点是大批量采购货物，而且是直接从厂商采购，避开批发商。由于采购量巨大，它能把厂商的出货价格杀到最低。沃尔玛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最大零售商，在全球有5000多家巨型超市，每周有一亿多顾客光顾其商店，2006年的销售额是3388亿美元，相当于整个中国农林牧副渔业一年的收入，沃尔玛雇用150万员工。这几千家超市的货物由总公司统一采购，比如像鞋、衣服，只要沃尔玛决定从哪家制鞋厂进货，那就是一年许多亿双鞋的订单，那家制鞋公司就不用找别的客户了，只为沃尔玛生产就够它发展增长了。正因为这样，沃尔玛就有充分的砍价能力。以最便宜的价格直接从厂商进货，不仅给沃尔玛很大的赢利空间，而且也让它有能力以低价跟别人竞争。所以，大批量从厂商直接采购，避开批发商，是沃尔玛压低成本、提高利润的主要策略。”

陈笛，“不过，如果是这样，沃尔玛的竞争对手不也可以通过规模压价吗？别人不是也能模仿吗？我长大后也可以去做。实际上，前不久，另一家连锁店公司Kmart破产了，它也有许多分店，为什么Kmart的规模没让它胜利呢？”

“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的确有些不可思议。但，如果我们看看沃尔玛的背景，或许能更好理解。沃尔玛的创始人沃尔顿先生于1918年出生在俄克拉何马州的农村，从小放牛养马，挤牛奶，养兔子卖，养鸽子卖。中学、大学时期，在餐馆、商店打工，自己赚钱上学。他的家境极普通。大学毕业后，在一家连锁商店工作过两年，1941至1945年当兵。1945年至1962年间，在阿肯色州的农村，他通过加盟‘Ben Franklin’品牌开过多家连锁店，当时让他极其痛苦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他必须付很高的批发价进货，他的规模太小，没办法，只好忍受批发价，得不到出厂价；二是像阿肯色农村这种边远的地方，人口少，市场小，没有批发商愿意往那里送货，沃尔顿自己必须想法安排货运，让成本升高。

“就以今天中国农村的情况为例，农村人口稀少，收入又低，不仅银行和保险公司不愿意去，就连一般的平价超市也觉得那里没油水，不愿去。结果，收入低的农村反而得不到廉价商品。当时，美国农村也如此，一般认为，在人口少于5万的乡镇开平价商场，是不会赢利的，所以，那时的连锁超市都集中在城市，在那里互相竞争砍价，避开乡村。也恰恰因为是这样，沃尔顿先生反倒觉得乡村才有机会，因为那里竞争少，只要价格足够低，即可赢得市场。

“1962年，在阿肯色州的一个小镇，沃尔顿开了第一家‘沃尔玛超市’，以‘天天平价’为基本立足点。随即，开始在其它小镇扩张。他只选那些没人去、人口在5000至2万5之间的乡镇。那些小地方，不仅没有竞争，而且每开一家‘沃尔玛超市’，当地人马上会家喻户晓，不需要花钱作广告，他们自动会来。这当然节省成本，也是沃尔玛的另一个成功秘诀。到1969年，沃尔玛共开了18家规模相当大的分店，全部在人口低于2万5的小镇。到1990年代，沃尔玛有三分之一的超市都在这种没有竞争的小镇，在那里，它有相当强的定价权。有了这种优势作后盾，沃尔玛相对于对手的竞争力就强了。

“既然没有批发商愿意送货到阿肯色州的乡村，1964年开始，沃尔顿只好建自己的物流库存中心。虽然这是被迫的，但，意外的收获是沃尔玛从此可以避开中间批发商，直接跟生产厂商谈价、进货了。也就是说，沃尔玛从厂商进货到自己的物流中心，然后再运到各分店。随着沃尔玛规模的上升，它的砍价能力也直线上升，使沃尔玛的货价水平越来越低，竞争优势越来越强。”

陈笛，“在这些大规模扩张中，沃尔玛的钱从哪里来？如果没有钱，它怎么能到处开新店呢？”

“这就得靠资本市场帮忙了。也就是说，看到沃尔玛的增长前景、竞争优势这么强，沃尔玛公司的股份自然有很多人想要，愿出高价买。为了得到更多资金做扩展，沃尔玛于1972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向大众投资者发行新股。从此以后，股票市场就成了沃尔玛增长的资金来源。”

陈笛，“你说，沃尔顿家族因为创建沃尔玛而成为美国最富，今天有784亿美元。他们赚这么多财富，是应该的吗？是否有些过分呢？他们给社会的贡献在哪里？”

“沃尔顿给老百姓带来的好处既深远，又实在，因为他帮助多少亿家庭节省了多少开支呀。比如，我们家就享受了许多好处，在你和姐姐小的时候，妈妈之所以喜欢去沃尔顿买尿布和日用品，就因为他们的总是最便宜，帮我们省钱。省下的钱有什么意义呢？意义大了，一方面让你们有更多玩具，可以买更多书看，也可让你们上更好的学校，或者多去旅游，或者去投资，或者买更大的房子。既然沃尔顿让千千万万的家庭省了这么多钱，他们赚些钱为什么不可以呢？他们的财富是社会给他们的回报。

“说到这点，也使我想起前一段在中国的一些争论，说沃尔玛在中国开了近70家分店，有意用特别低的平价在中国卖商品，目的是要把中国的零售商挤掉，让中国零售商做不下去，说这是对中国经济的威胁 ……”

陈笛，“是呀，把中国的零售商店都挤掉之后，中国的这个行业怎么办呢？”

“这要看你站在哪边了，你是站在以高价卖货的零售商这边，还是站在要支付这种高价的千千万万消费者那一边呢？如果老百姓能从沃尔玛以更低价买到高质量的东西，那对中国社会、对中国经济不是更好吗？为什么要逼老百姓为中国零售商的低效买单？中国不是有太多的沃尔玛、家乐福，而是还太少，需要更多竞争把零售价格压下去，让老百姓得到更多好处。说到底，市场不是慈善机构，不应该去养着那些低效的零售商。”

陈笛，“可是，这种竞争不是会把许多零售商、特别是把规模小的父妻店挤得破产吗？这些人失业后怎么办？在学校，我们老师说，沃尔玛在过去30年把许多杂货店挤垮，那些杂货店的进货价无法跟沃尔玛比。特别是在那些南方、中西部的小镇上，原来有许多夫妻杂货店，后来一个个被沃尔玛挤垮，许多人要么失业，要么去沃尔玛打工或另谋职业。”

“所以，沃尔玛带来的几乎是一场零售业革命，给消费者大众巨大好处，但也逼着许多人另谋职业，去其它行业重新找到优势和特长。这就是奥地利经济学家熊皮特所讲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也就是说，沃尔顿把千千万万个小规模杂货店挤垮，这当然是一种破坏，破坏了原来以高价格、低效率据称的零售业秩序。按一般的理解，‘破坏’是一个贬义词，可是，沃尔玛的破坏是一种‘创造性破坏’，是褒义的，因为由沃尔玛取代千千万万家杂货店之后，社会效率提高了，数亿家庭的生活费用被降低了。这不是对社会的创造性贡献，是什么呢？”

1995年夏第一次去中国时，陈笛只有半岁。从那以后，每年在中国至少两个月，她喜欢逛商店，也因此对中国的零售商店有不少印象。2006年9月15日的这场讨论，让她看到中国零售业整合的商机，按她的说法，“中国有太多的小不点商店，都可以是整合的对象。”边说着，她便开始想着她的创业理念。我能猜测下次的话题该是什么了。

与女儿谈商业模式 （4）：戴尔的成功秘诀

　　1962年后，沃尔玛从根本上改变美国零售业，也改变了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但是，就像美国所有的行业一样，有竞争就有不断的创新。1984年，又一种新商业模式出现，这次的创新者是当年才19岁的麦克.戴尔，他是如此成功，连续多年在《福布斯》财富榜上排在前十位，2006年的财富为155亿美元，排第九。

　　陈笛：“在学校，老师说起过戴尔的故事，但并没讲到他的商业模式有什么不同。我不清楚戴尔如何成功。”

　　我说，“戴尔的故事非常有意思，而且他的商业模式跟微软、星巴克、沃尔玛都不同。从某种意义上，那也是时势造英雄，只不过是戴尔有商业天赋，超过别人抓住了商机。今天，个人电脑家家有，人人有，你可能觉得人类自古就如此，可实际上其历史很短。电脑本身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初只是专业用的电脑，没有大众化的个人或家庭电脑。1977年，苹果公司推出一种基于视窗界面的电脑，大大提高其可用性，便于普及，成为第一代个人电脑。1981年，IBM也进入个人电脑市场，推出第一代IBM个人电脑。由于IBM是计算机行业的龙头，历来以制造大型计算机而出名，它的进入即标志个人电脑走上正式舞台。当时，IBM的个人电脑商业模式是自己设计、制造，部分产品由自己的销售团队直销给大公司客户，但更多的是通过零售渠道向中小企业、个人用户销售。不过，IBM公司太大，大型计算机是主业，对个人电脑的推销力度总有限，难以两者兼顾。相比之下，1982年新成立的康柏克计算机公司则没有历史包袱，只从事个人电脑的制造和销售，轻装上阵，很快赶上IBM的个人电脑销售量，成为该行业的老大

　　“但是，由于IBM和康柏克公司都是通过零售店销售电脑，这种商业模式成本很高。”

　　戴尔的机遇

　　陈笛：“你的意思是说，他们把电脑装好，运到像中国国美电器这样的商店，由这些商店代理出售。这种代销模式不是很普遍吗？沃尔玛好像也是代理厂商销售，不也成功呢？”

　　“的确如此，只不过成本太高。第一，从组装电脑到销售、到拿到现金，这中间的时间太长。也就是说，IBM造好电脑后，先在公司仓库放着，再运到各地商店，由于商店收货后往往不能马上卖掉，要租地方作库存。不仅库存空间需要付成本，而且要用大量流动资金支持货物的储备，资本成本会不低。第二，电脑技术变化很快，库存时间越长，技术过时的可能性越高，折价和报损的程度会很高，这又使成本增加。第三，由于是通过商店出售，店面本身又需要成本，所以，电脑制造商需要给代理商不低的分成佣金。结果，不仅IBM、康柏克的赢利空间受限，而且使电脑价格太高，不利于个人电脑需求的增长。

　　“戴尔电脑公司的机会就是这么来的。戴尔出生在德克萨斯州，出于好奇，15岁时买了台苹果电脑，搬回家拆了再装，试试自己能否再装好，结果试成了。没想到的是，那次经历铺下了致富之路。1983年，戴尔18岁，德克萨斯州立大学一年级学生。那年，他成立自己的公司，白天上学，晚上与周末帮其它公司更新个人电脑操作系统，随着业务的扩展，他开始雇用员工。到1985年，在他还是大学二年级学生时，他公司收入已是600万美元。

　　“也是在1985年，戴尔看到IBM、康柏克的商业模式过于呆板，既不能根据客户的需要组装电脑，不同用户的需要显然不同，但IBM、康柏克不能为多数用户量体裁衣，同时，他们的商业模式又使资金周转速度太慢，库存电脑太久、太多，占用太多零售店面，成本过高。那年，戴尔将公司改做电脑，他的模式是‘先拿到客户定单，收到钱，再组装电脑，然后发货’。也就是说，你先打电话下买单，告诉你所要的电脑速度、存储器大小等，交好钱，然后戴尔电脑公司才开始装，装后寄到你家里。这样，戴尔不需要太多流动资金，没有库存，没有零售店面成本，更没有电脑技术过时的风险，因此也没有价格风险。既有满足用户需求的灵活性，又大大降低成本，这使戴尔有很大的砍价空间，即使他卖的电脑比IBM、康柏克的便宜很多，戴尔电脑公司照样能赢利，而IBM、康柏克却可能亏损。你说，有了这种‘定制加直销’模式，戴尔不胜出才怪呢，是不是？”

　　陈笛：“听起来不错，看来戴尔跟沃尔玛、星巴克、微软一样，都是除了创新以外，在成本上下功夫，甚至创新就是为降低成本。”

　　“对，降低成本是企业经营的核心之一。要么有技术优势，要么有成本优势，当然最好两者都有。有意思的是，虽然戴尔的电脑业务于1985年才开始，到年底，他的销售额已达7000万美元，1990年的销售为5亿美元。到1999年，戴尔电脑超过IBM、康柏克、惠普成为最大的个人电脑商。对于客户而言，他们不仅可以根据个人需要定制电脑，戴尔的价格也最低，而且一有问题，还能直接跟制造商交涉，而不是与零售商打交道，这很有吸引力。

　　“戴尔的‘定制加直销’非常成功。比如，在90年代中期，它的平均库存时间在6到13天，而竞争对手的库存时间为75至100天。电脑淘汰速度、降价速度一直很快，这种库存时间优势对戴尔的成功极为关键。”

　　陈笛：“如果直销模式这么节约成本，为什么还有沃尔玛等零售商店呢？它们不都可模仿戴尔吗？”

　　“这跟特定产品的标准化程度有关，标准化程度越高、越成熟、越简单的产品，越便于做直销。个人电脑到1985年已具备这些特点，已相当标准化。但是，有很多东西是非常个性化的，比如，女士服装、时装，还有汽车、食物等许多商品，可能难以直销，一般人都喜欢看一眼、试一下才决定买不买。所以，零售商店不可能被淘汰，总会有市场，只是人们必须为此多付一些钱。

　　“戴尔的‘定制加直销’模式还有其它优势。实际上，它特像中国的房地产模式，开发商在盖楼房之前，就把房子预售给客户，先得到房价，然后再用这些钱盖房，这样，不仅开发商自己不需多少本钱，而且拿到这些售价后，可以把钱存在银行先赚利息，或者做别的投资，大大提高利润空间。戴尔在大学时，没有本钱就能开公司，道理也在此。”

　　为什么读书？

　　陈笛：“有一点我不明白，你说过，戴尔在1985年，也就是在大二时，退学不读书了。好像盖茨以及他的搭档——保罗.艾伦也大学没念完，就退学办公司了，香港首富李嘉诚也如此。妈妈不是说读书很重要，否则不会有出息。但，他们为什么那么成功，都是亿万富翁呢？”

　　“从表面看，好像是这样。但是，对多数人来说，不一定从小就知道自己对什么最感兴趣、自己立志一辈子做什么，也不一定知道自己最适合做什么工作。所以，多数人需要小学、中学、大学这一系列规范化的教育，通过这些教育，一方面学会做人，知道社会的过去、今天和明天；另一方面，也给每个人时间和机会，去了解自己到底想做什么，对什么感兴趣，学会一些谋生的技能，等等。当然，并不是每个大学毕业生必然比没上过大学的人更成功，同样地，也不是每个没上过大学的人必然不会成功。上大学，好的教育，只不过让自己成功、让自己过好生活的机率增加一些，但并不能保证任何东西。

　　“像戴尔、盖茨、艾伦，他们从小就着迷于电脑，中学时，就把电脑技术的方方面面了解很透，他们去当地大学旁听电脑课、去计算机房实习。虽然还没进大学，或者进了大学但没念完，可是，他们已把大学相关内容学透了，自学有时能达到‘一日胜读十年书’的效果。所以，课堂只是学习的一种方式，自学看书，或以其它方式学习，也是可行的。不过，对多数人，大学这种有组织的系统学习可能是最有效的方式。就像制造业工厂一样，大学能达到规模效果，是系统产出，是批量生产。”

　　的确，对中国家长来说，我们习惯于认为“唯有读书高”，所以，对后代，不管三七二十一，总要他们学位一个接一个地拿，最好是拿到博士学位或更高。为什么大家只顾追学位，不太管自己小孩到底喜欢做什么、适合做什么呢？并不是每个人拿到博士、学问做深了才幸福。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历史上的科举制，“学而优则士”，只有读好书才能做官。到如今的中国，什么都国有，什么都由行政权力控制，从行政资源到商业机会都由官权控制着。在这样超度官权管制的社会里，学位可能是每个机关、每个单位都必然要求的，否则，庞大的官僚体系就无法管制，就会到处走后门。所以，这样的社会，只好通过学位这种硬指标，来证明每个人的能力，离开学位就无法客观判断了。于是，为了适应这种社会，大家只好盲目追求学位，不管这些学位有没有用、适不适合自己的小孩。—— 追求学位当然过于机械化，但是被这种制度逼出来的理性选择。

　　可是，在美国这种私有制社会里，公司和财产都是私人的，不是控制在官权力手中。只要你能创业，办自己的公司，能创造价值，你就不需要通过学位证书向任何人证明你的能力，你就是自己的老板，有没有上过正规大学，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真实能力。所以，在美国，就有戴尔、盖茨、艾伦这些没上完大学但极端出色的个人故事，父母也没必要逼着小孩没完没了地追求学位，浪费掉许多青春年华。

与女儿谈商业模式（5）：糖果连锁店？

　　谈过星巴克、沃尔玛、戴尔以及微软的故事后，给陈笛印象最深的莫过于这些公司的“大规模”，都有大量的客户群，而且，通过规模扩张，以“大”来压低进货价格，把每件销售的边际成本降到最低。晚上和早晨，我们谈着这些商业模式故事，白天在学校，她在想着自己如何学他们，也创业。

　　陈笛的创业想法

　　陈笛：“爸爸，我有个想法，长大后，我去中国开糖果连锁店，在每个幼儿园、小学的门口开一家分店，专门选择在那些小朋友都能看到的地方开。我要把糖果设计、包装得很可爱，让那些小朋友看到后，都忍不住要买。这样，我既可像星巴克那样在最显眼的地方开店，又能像沃尔玛那样降低进货成本。”

　　我说，“你这想法不错，抓住了他们成功的一些要点。中国的幼儿园、小学真多，学生更多，市场当然很大。可是，你真的要卖这么多糖给小朋友们吗？让他们吃了，不仅会坏牙齿，而且让他们长胖，改变吃正常食物的胃口，影响健康。难道这是你想看到的后果？”

　　陈笛：“吃糖会不会长胖，这是小朋友自己的事，他们自己决定。我不管，我只想赚钱。”

　　“不过，赚钱也得考虑商业伦理，讲道德。比如说，贩毒肯定赚钱，让他们一个个吸毒上瘾，然后不管你把价格抬多高，他们都会要买。但是，你知道，这会不道德，也违法，会让一些家庭倾家荡产，让他们的小孩没钱上学。像沃尔顿创办沃尔玛，通过‘天天平价’，他让千千万万个家庭省钱，给他们带来方便，他这样做的回报是自己成了亿万富翁；戴尔给人们带来的不只是更便宜的电脑，而且让消费者根据个人需要，自己选择电脑组合。所以，有两种赚钱的方式，一种是让别人受益，自己也赚钱；一种是损人利己，或说，是靠损害别人让自己赚钱。”

　　陈笛：“那你说，星巴克呢？你每天去星巴克喝咖啡，咖啡对你的身体好吗？如果不好，为什么星巴克还开这么多分店，卖给你咖啡呢？他们不也是有商业伦理问题？”

　　“咖啡对身体好不好，这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你说的很好，能想到这些本身就不错。当然，星巴克跟你要开的糖果连锁店有差别。星巴克的咖啡消费者基本是成年人，如果他们知道咖啡有害，但照样去喝，那他们作为成年人，责任自负，是他们在知情的情况下还要喝，星巴克的责任或许可以免掉，至少，对于喝咖啡的人，即使没有星巴克，他们可能还会去别的店。相比之下，幼儿园、小学生就不一样，他们还很小，分辨好坏、伪善的能力很低，自制力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成年人有责任避免钻小朋友的空子，不能专找小朋友的脆弱点发不义之财，而且明知对小朋友的身体不利，还要向他们推销。”

　　陈笛：“可是，糖果店应该跟星巴克类似，因为小朋友爱吃糖，即使我不在他们学校门口开糖果店，他们还会去别处买糖。是我卖给他们，还是别人卖给他们，效果不都一样吗？更何况我能把糖果作得更好、更便宜。”

　　“妈妈限制你吃糖的次数，也不让你和姐姐任何时候吃太多，特别是不让饭前吃糖，因为这影响食欲。你的这些经历已让你知道，吃糖不是件好事。如果自己知道如此，还要想法去让其它小朋友吃糖上瘾，这就是伦理道德的问题。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是，连自己都不愿做或知道不该做的事，就不要施加于别人。

　　“实际上，1839至1842年，中国跟英国的鸦片战争就是这样，一方面，英国在其境内严禁鸦片，在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都有法律禁止，他们知道鸦片是毒品；另一方面，英国东印度公司又从印度大量贩运，把鸦片卖给中国人，让成千上万中国人吸毒上瘾。”

　　18、19世纪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贸易

　　陈笛：“我们老师讲到过东印度公司，也谈过鸦片战争的事，那发生在美国革命战争之后吧？”

　　“是的。美国于1776年从英国统治中独立，当然还有从1775到1783的美国革命战争，也叫美国独立战争，那些事件的确是中英鸦片战争的前奏。本来，位于北美的十三个殖民地，也就是美国的前身，对英国很重要，特别是那时，工业革命正在英国兴起，机械化织布一方面需要从美洲进口棉花，另一方面，由于英国人口当时只在1000万左右，机械化纺织生产大量的棉布，英国人用不了，必须找出口市场。本来，从棉花原料到棉布出口，都可依赖在北美的殖民地，可是，美国在1776年要独立了，对英国打击很大，逼着英国在亚洲找市场。而在亚洲，中国和印度又人口最多，是最理想的出口目标市场。

　　“当然，有一点背景需要知道，在那时候，国家之间的贸易无法以纸币支付。比如，今天，美国公司到中国做进出口，可以付美元现金，纸币就行，因为各国间讲信用，整个世界更文明，更有秩序了，所以，中国人能相信美国的纸币，美国人也相信中国的人民币。但是，在18、19世纪还不是这样，那时，中国人、印度人不认外国钞票，英国人也不会认中国、印度的货币，各国之间只认黄金、白银做支付手段，或认实物。所以，美国独立之后，英国感到北美做为其外贸市场越来越不可靠，必须在人口更众多的亚洲开拓市场，中国和印度自然是理想的地方。”

　　陈笛：“是呀，当时，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占世界一多半，英国的制造品往那里出口，不是很好吗？这也能促进中国产品出口到西欧。”

　　“从1760至1800的四十年里，中英贸易发展特快，贸易额翻了十倍，主要靠东印度公司在其间运输。但，这也带来两方面的挑战。首先，当时的中国正处乾隆盛世，没兴趣扩大跟外国人的交往，只许英国人在广州做贸易。为了巩固、扩大中英贸易关系，英国于1793年派特使马戛尔尼，率高厄勋爵、斯坦登爵士、麦金吐司船主及随从７００余人组成使团，前往中国，向乾隆皇帝祝寿，但主要是商谈“港口通商”问题，希望与中国建立正式、稳定的贸易关系。可是，后来因为磕头礼的问题，引发中英两方争议，也就是说，中方认为乾隆是天下的皇帝，所有人前往必须行叩头礼，要趴在地上叩十几次头；但马戛尔尼认为，这不可能，因为在英国既使见国王，也没有叩头礼，更何况他作为英国人，只在英国国王面前才行跪。争持之下，乾隆皇帝认为，不行叩头礼是天大的冒犯。结果，整个访问不欢而散，乾隆朝廷拒绝与英方就贸易问题做任何谈判，从此中断了中英两方的正式沟通渠道，为后来的鸦片战争埋下种子。

　　“其次是贸易支付手段问题。刚才讲过，那时的跨国贸易只能以实物、金银支付，没人要钞票。到18世纪末，中国出口的80%、90%是茶叶，10%至20%为丝绸，而当时，中国基本不从国外进口货物，英国试过向中国出口机制棉布，但中国人不喜欢。所以，到18世纪末之前，东印度公司主要以银子换中国茶叶和丝绸，中国因此进口很多银子。问题是，美国于1776年独立后，英国越来越不能依赖美洲银子。如果没有足够的银子，靠什么来支付中国的茶商、丝绸商呢？随着从中国进口的茶叶越来越多，英国的这个问题日益严重。”

　　陈笛：“我们的老师说，18世纪，英国通过‘三角贸易’获得银子：英国货船先从本土装上制造品、烈酒等物品，运到非洲海岸卖掉，完成第一笔交易；再用得到的钱买下非洲黑人，装上船，运到中美洲如墨西哥等地，把非洲运来的黑人做奴隶卖给那里的农场主，即完成第二笔交易；这些利润一部分用来购买美洲白糖、棉花、咖啡，剩下的是以银子形式运回英国，墨西哥等中美洲国家盛藏白银，运回英国再卖掉，即完成第三笔交易。按你这么一说，当时的这些美洲白银，对英国在亚洲的贸易很重要啦？”

　　“在英国、非洲与美洲间的‘三角贸易’，是另一个赚‘坏钱’的例子，贩卖非洲人当时很赚钱，但是不道德。1807年，英国和美国通过法律，严禁贩卖人口做奴隶。可是，既使在这种‘三角贸易’受阻之前，英国公司的银子就已吃紧，美洲银路受挫后，英国当然更难找到那么多银子去中国买茶叶、丝绸。

　　“在18世纪末，东印度公司形成了一个新的‘三角贸易’，即英国、印度与中国的三边贸易圈。东印度公司的货船从英国装上制造品，运到印度卖掉，再装上印度盛产的鸦片，然后，运到广东沿岸，把鸦片在中国卖掉，换成茶叶、丝绸，装上船运回英国，就这样完成整个英、印、中‘三角贸易’。换句话说，正因为有了印度的鸦片，才大大减轻了英国公司的银两压力，不用银子支付，而是用鸦片换茶叶、丝绸。解决了跨国贸易的支付问题后，中国的茶叶与丝绸出口量当然猛增，但，同时进入中国的鸦片也大增。1730年中国进口鸦片15吨，1773年增长到75吨，到1820年升至900吨。”

　　鸦片战争

　　陈笛：“既然鸦片能替代银子，促进外贸发展，给中国茶农、丝绸商更多赚钱机会，这很好。当时的国际秩序下，这可能是合理的安排，让大家都赚钱。”

　　“但是，鸦片是毒品，当初是帮助解决了外贸支付问题，可是，随着鸦片进口量的增加，太多中国人吸鸦片上瘾了，一天没鸦片就无法活了。从19世纪初，鸦片进口已不再是帮助解决外贸支付问题，而是为了满足不可收拾的毒瘾，毒瘾开始毁灭中国人的意志。到1834年，鸦片年进口量已超过1400吨，中国的茶叶与丝绸出口已远不够支付进口鸦片的钱，要付银子，中国的银子开始大量流出。

　　“1839年，道光皇帝派林则徐前往广州，禁止鸦片进口，违者要被杀头。林则徐到后，立即执行禁令，把大量鸦片扔进大海。那年，林则徐发函质问英国女王，为什么英国在其本土、爱尔兰以及苏格兰禁止鸦片销售，知道鸦片对人体有害，却把大量鸦片贩卖到中国？为什么他们为了贸易赚钱可以这么没有道德，采用双重标准？

　　“之后，英国政府并没回应鸦片贸易的道德问题，而是指责中国将约300万磅的鸦片扔进大海，损害英国的私人财产。随即，英国派出皇家海军，东印度公司从印度派出其舰队，于1840年6月抵达广东沿海，开始所谓的‘鸦片战争’。由于英国海军在当时世界上所向无敌，很快击败清朝海军。作为停战条件，清政府跟英国签署了著名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租界等。”

　　陈笛：“鸦片战争的背景原来是这样。不过，你不是说过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事件，是中国现代化、对外开放的起点，那不是具有正面意义吗？”

　　“鸦片战争的负面意义在于当年大英帝国的不仁与霸道，在于它对中国主权的侵略，在于它的‘不管好钱、坏钱，是钱就赚’的一面。从更长的历史视角看，那次战争以及其结局也有积极的一面，逼着中国开放了，让中国接触世界，加入全球体系，走向现代化。试想，如果1793年马戛尔尼访问乾隆中国时，皇帝和朝廷大臣们能够有开放的眼光，而不是封闭自大，如果那次能积极利用英国与中国贸易的愿望，努力建立某种双赢的贸易体系，那么，鸦片贸易或许不至于走到那种地步。由于当时中国对世界不了解，世界也不了解中国，在那种情况下，任何矛盾、任何误解都可能导致武力冲突。那次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危机迫使社会精英谋求自强，迫使中国正视世界。比如说，如果没有那场危机，或许就没有你爸爸到美国来了，中国和世界也可能是另一种样子。”

　　陈笛：“像东印度公司贩卖鸦片，靠卖毒品赚钱，这当然是极端的为富不仁行为。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商业伦理可能难以判断。特别是，既然我能通过卖某种东西赚钱，那说明我卖的东西满足了别人的某种需求，他们的那种需求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这不关我的事，是他们自己的事。满足了他们的需求，或者需要，那不是对社会的贡献吗？”

　　“实际上，可以按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去判断。在我们自己，在我们家里不能做、不能用、不能多吃的东西，就不要想法鼓励别人去做、去用、去多吃。”

　　当然，我跟陈笛关于商业伦理的讨论，到今天还没结束，看来这不是一两天的事。她认为“我只管赚钱”，而我说，赚的钱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既然有两种钱可赚，既然有选择，为什么还要去赚不道德的钱呢？

与女儿谈商业模式之6：我要办电力公司

美国式商业模式的最大诀窍其实很简单，专门找人们每天要用、要吃或者要住的东西，最好是每天要换个样、每天要几件或多次的重复需要的东西，你如果生产、销售这种商品，市场潜力就大得不得了，特别是像中国有十三亿人，任何每天没人要用的东西，都隐含巨大的商机。市场规模和生产规模两者既连在一起，又不完全一样，但这基本是美国两百年商业史的核心，也是中国正在发生的商业革命的要点。

跟陈笛讲微软、星巴克、沃尔玛等模式之后，她基本领悟到这些道理，也让她不断思考她自己的亿万富翁梦。上次在中国开糖果连锁店的想法被我否决后，她就在另找其它的主意。

一天晚上，陈笛说，“爸爸，我今后要办电力公司！”

“为什么要办电力公司呢？”

陈笛，“你看，我们每天用电，人人每天都用电，电不就是你说的最有市场规模的消费品、日用品吗？所以，办电力公司，给家家户户提供电，那一定很赚钱！”

“电的确是人人都用，而且现在几乎没有电就无法生活了。这是好主意。但是，有一点得知道，就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对电价进行管制，把电价定得不高不低，让电力公司的资本一年正好有10%左右的回报。所以，如果你要办电力公司，赚大钱的机会有限。”

陈笛，“为什么政府要管制电价呢？这没有道理吧。”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一种原因是，几乎所有国家都有一些社会主义思潮，认为越是涉及老百姓日常生活、涉及民计民生的东西，政府越要管制，说是怕市场上那些唯利是图的商人乱要价，让老百姓受不了。不过，在许多情况下，只要市场的竞争充分、不受阻扰，政府过多管制可能帮倒忙，因为太多政府管制、特别是那些错位的管制反而大大降低商品或服务的供给量，结果使价格反倒上升。比如，像中国的房地产，你妈妈总要在北京买房，但我觉得北京房价太贵，要她等些年，可是越等越贵了。原因是，政府想要通过调控土地供应、通过规范房地产开发商等等，来把房价压下，这样让更多人能买房子，可实际结果呢？政府越调控，房价涨得越高。人为调控的结果是，市场上的房子供应越来越少了，而想要买房的人不断在增加，你说在需求增加的时候，也就是像你们小朋友都喜欢新的iPod、大家都想买，假如这时候苹果公司还减少生产，那结果iPod的价格会更高还是更低呢？”

陈笛，“当然会更高，产品就越吃香了。”

“这种思路实际上影响到很多领域。比如，大米价格在中国一直收到政府管制，理由也是因为这涉及到人民大众的生活，把米价压得很低。虽然这表面上让城市人受益，但，却压抑了农民种粮食的积极性，米价太低，有谁还愿意生产粮食？会抑制供给。”

陈笛，“可是，这并不说明为什么电价就该受政府管制。电市场跟房地产市场难道是一样吗？”

“当然，像房地产这样的市场，如果政府不控制土地供应、不控制房地产商，这应该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只要没有垄断剥削，就不该由政府来插手。但是，电力市场可能有差别，主要原因是，一旦一家电力公司将电网线路接到我们家门口，这家公司就拥有该电力线路，也就拥有了我们家作为它的客户，于是，其它公司不可能来了，至少没有太多别的公司再愿花钱另铺新电线到我们家。因此，第一家公司就独占我们家，使我们成了它的固定客户，我们没有太多灵活性、没什么选择了。按经济学的话说，这家公司对我们家有某些自然垄断，他们就可以对我们随便提高电价了。按中国的话说，这些电力公司一旦拥有我们，它们即可‘关起门来打狗’，自然垄断使客户没有选择，只能听任这些电力公司摆布了。”

陈笛，“对电力公司，这不是很好吗？它们就可赚大钱了！”

“不过，问题也出在这里。由于电力公司的相对垄断地位，在1930年代开始到1980年代后期之前，美国电价一直由各州政府自己管制，每个州都有电力管制委员会，专门负责定电价。起初，电价完全由政府根据发电成本加一年10%左右的投资回报决定；1980年代后，各州已将电价放开浮动，但有一定的价格区间。”

陈笛，“这样做不是让电力公司赚不到钱了？我真恨政府管制！如果亏损由电力公司承担，而赚钱的空间又被政府卡死，那谁还愿意去投资兴办电力企业？”

“的确是这样，过去这些年，电力行业难有太多新技术创新。只要电力公司的利润空间有限，它们投资做新技术开发的动力就不大，潜在投资者也不愿意进来，所以，过去很多年，大家都把电力行业投资看成稳定性的，而不是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领域。电价管制的结果，是抑制了对新技术的投入。到最近几年，能源价格、电力价格被放松管制了，能源危机感上也来了，就像你们老师在学校讲的那样，终于有新的风险资本进入新能源技术开发了。”

陈笛，“你说的风险资本是什么意思？”

“风险资本是指愿意承担很高创业风险的投资，有时也叫创业投资资本。特别是对新技术的投资，可能十个投资项目，有八、九个失败，风险很大。所以，对风险资本来说，是否能有非常高、甚至超常地高的回报，非常非常关键。否则，如果投资回报被政府规定不超过10%或15%，有谁还愿意去冒险创业、冒险做技术创新呢？”

陈笛，“再回到垄断这个话题。我在想，难道由政府管制价格，或者由政府去经营，垄断就不会对老百姓构成威胁了吗？万一政府经营后也利用垄断乱涨价，怎么办？”

“说得对。实际上，中国就有很多这种情况。比如，我们在中国使用的手机服务都是中移动的，中移动和联通是两家国有企业，他们绝对垄断中国的无线电话服务，掌握绝对的定价权。我最早在2001年买了中移动的手机，到今天已6年多，可每分钟的使用价还基本为6毛钱，有些服务价格下降了一点，但总体上，这么多年价格没降。而相比之下，由于其它国家的电信公司多为私营企业，有许多竞争，所以，在这6年间，几乎所有其它国家的电信价格都大规模下降。还有就是中国石油公司，也是国有垄断，它们就成了政府变相加税的方式。由国家监管跟由国家以赢利为目的经营石油、电信，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安排。如果是由国家既为赢利而经营、又作为规则制定者和执行者，三种角色混在一起，结果只会让老百姓更糟糕。”

陈笛，“这么说，如果有国有企业在的行业，我就不能往那个行业钻了，因为如果我还进去，我将来的企业怎么能跟国有企业在同一条线上竞争呢？看来，如果在美国做电力行业，电价和赢利空间会受政府管制，因此，吸引力不大。而如果在中国做这一行业，就更不好做了。”

跟陈笛的一席对话，让她当然有些失望。她意识到，像涉及到基本民生的行业，虽然规模和潜力都大，但所牵涉的政治也会太复杂，特别是那些已经很成熟的民生行业，会有太多既定的条框，让任何新手进入都难。不过，一年多以前，我们参与了一个太阳能公司的投资，虽然股份很小，但出于陈笛对能源行业的兴趣，这个太阳能公司的事情以及上市后股票行情变化，倒为我们进一步讨论提供了基础。这次谈话让我吃惊的不是别的，而是她对政府监管有一种本能的反感，看来长大后，她也会是一位天生的自由市场人物。虽然她才12岁，但对人的趋利本性，却有一种极其自然的领悟。

与女儿谈商业模式之7：如何激励人们勤奋工作？

这家名叫Dunkin’ Donuts的连锁店，专卖早餐面点、咖啡和其它饮料，光带甜味的烤面包就有50余种。自从1950年创办到现在，在美国和其它国家已有7000多家加盟店，每天客流有三百多万人。Dunkin’ Donuts跟星巴客在商业模式上特别相似，在全球的渗透面几乎同样地广。但，它的市场定位是社会的中、底层，是一般大众，所以，饮料的定价较低；而星巴客的定位高，咖啡饮料价格比Dunkin’ Donuts高得多，而且它的分店主要在高档社区、高档商业中心和办公楼。

像Dunkin’ Donuts这么庞大的跨国公司，特别是它许多分店都在极为普通的社区，甚至在不太安全的平民窟，招聘的员工素质也常常很普通，所以，如何管理其品牌、如何管理这么庞大的公司组织，历来不会是件容易的事。对于多数服务业公司而言，运营管理、员工管理又偏偏是决定其成败的关键之关键。

过去几年，不知不觉地我也喜欢他们的面饼，也是我和陈笛经常光顾的地方。2007年2月18日早晨，开车带陈笛去附近的一家Dunkin’ Donuts分店。那天，我们比较懒，不愿下车，就坐在车里点了所要的东西，我要一杯咖啡和一个鸡蛋与奶酪夹饼，她要了半打叫做“Munchkins”的炸面球。“Munchkins”是美国人对小朋友的昵称，就像我们中国人喜欢把小孩叫“小不点”，是一个意思，所以，称这种小面球为 “Munchkins”有一语双关的效果。一个“Munchkins”，一口即吃完。

等我们交了钱，拿到东西，陈笛看看袋子装的，就说，“爸爸，你看，她们又给了10个，我们只付钱买6个，可她们还像上次那样，多给我4个。”

“是不是她们喜欢你，为了让你高兴，多给你几个？人家是好意吧。”

陈笛说，“也许是。不过，由于这店子不是她们自己的，所以，她们多给少给，都无所谓。等以后我办自己的公司时，我绝对不会允许我的员工是这样无所谓！”

“你的意思是说，她们就像中国的国有企业一样？为什么你觉得她们会无所谓呢？”

由此看到国有企业的弊病

陈笛，“因为反正公司赚不赚钱，跟她们没关系，她们拿到工资就足了。人为自己干活与为别人干活就是不一样，为自己干活会处处仔细认真的，不会乱给，也不会浪费。”

“你这个观察很好，很到位！人们常说，花别人的钱不心痛，只有花自己的钱才心痛！在中国，自1950年代开始国有化运动，几乎把所有土地、生产性财产都国有，变成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国有土地等等，一直到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才开始逆转，重新民营化或说私有化，使中国经济真正起飞。”

陈笛，“这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将所有企业都国有化，把企业由国家所有或政府所有，不等于是让这些企业不规任何人所有了吗？谁还会在乎这些公司经营的好坏，亏损还是赢利？这些国有企业的员工肯定像Dunkin’ Donuts的员工一样，工作起来无所谓。”

“实际的经历的确像你说的那样。在中国经济国有化之后，从60年代开始，特别是到1970年代头半期，国有企业出现大规模亏损，使中国人的收入、经济状况降到无法再继续下去的低谷。像你爸爸在1974至1979年读初高中时，每顿饭只有三两米不到，除了白菜、南瓜外，也没什么菜吃，我每顿饭刚吃完又盼着下一顿，总是处于半饱状态，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你爸身高才一米七。既使对于那时已参加工作的你大伯他们，他们四个月的工资才够买一两自行车，或买一块手表。在农村，你爷爷下地干活一天只够买一只鸡蛋，5天才够买一斤肉或一斤鱼。到1978年，中国国有经济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

“除了中国以外，几乎所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实验过国有企业，由国家拥有并自己经营企业。比如，奥地利在二战期间被德国占领，1945年二战结束后，德国在奥地利建设的军工厂、银行、基础设施都被奥地利没收，这些资产就成了奥地利的国有企业基础，使奥地利从此有较高的国有经济成分，1951年时其国企占全国产出的22%。到1985年，奥地利国营企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那年的亏损超过了1946-84年间所有国营企业的红利总和。从而引出争论，是否还要国有企业？1987年奥地利首试民营化，1993年议会通过法案正式把私有化作为主要方针。”

陈笛，“那么，到今天，世界各地的国有企业还多吗？”

“过去二十几年，从80年代初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里根开始，世界范围出现全面的私有化运动。首先是英国于1982年的私有化，随后1985年有意大利和马来西亚，1986年有包括日本在内的4国，1987年有两国，1988和1989分别有9和10个国家开始私有化，到1994年最多时有13个国家开始民营化，等等。过去这些年里，有120多国家在进行大规模的国营企业私有化。正是这些全球范围内的私有化运动，跨国贸易自1980年后有大步发展，从根本上推动全球化的进程。应该说，你爸爸于1986年到美国来读书，也是得益于这次全球走向开放、走向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模式，在这个背景下，各国间的人流、物流出现空前的增长，使世界往着同质社会进步。”

历史上人类以私有经济为主

陈笛，“可是，有一点我不明白，因为‘花自己的钱心痛’、‘为自己赚钱最卖力’等，这些东西都是常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国家、这么多社会都去实验过国有制？”

“这当然有许多历史背景，应该说在全球范围内，私有制历来是人类社会的常态，连动物一类都有很强的私有财产和他人财产的区分。比如，我们家的小狗，也就是你的Curly Top，每次有别家狗或人走近我们家时，Curly Top或觉得那是对他的私人领地的侵犯，他就会奋不顾身地狂叫，而且对方走得越近，Curly Top叫得越凶，说明我们家的Curly Top也对他的和别人的区分得很清楚。所以，你说得很对，人和动物都对私人的和别人的东西区分得很清楚，对属于自己的，保护程度、投入的心血以及爱的程度会极度地高；而对别人的，就无所谓。因此，一点不奇怪，国有经济现象只是非常近代的事。

“就中国而言，‘国营’至少可追回到十一世纪宋朝的‘王安石变法’。在王的倡导下，由国家直接经营粮茶、盐、牛马交易等商业，使政府成为直接的经营者，与民争利。但是，那次试验只有十几年。到了近代鸦片战争后，‘国营’理念在‘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中重新出台。比如，1865年的江南制造局，就是由政府出资购建。但，在晚清洋务运动期间，人们对纯粹的‘国营’也是多有警惕、提防。比如，当时清朝廷的红顶商人盛宣怀，在1870年代论及煤铁矿务、航运企业的创建时就说，‘责之官办，而官不能积久无弊’，‘若非商为经营，无以持久’，意思是说，如果由政府官员办企业，是做不久的，因为官员追求的目的是升官，这与企业的长九兴盛像背离；而商人的目的是为了发财，所以商人的动机与企业的长久兴盛完全一致。最后，清朝官员采用了所谓‘官督商办’的形式，就是由政府担任监督的角色，而实际的企业经营和所有权还是留给民间商人。所以，至少在晚清，还并没把国家推到‘创业者’和直接‘经营者’的位置上，这背后当然有你说到的原因。实际上，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在19世界末期都像晚清中国一样，试过由国家主导、甚至由国家直接经营新型工业企业，以此追赶工业革命最快的英国和美国，但国营规模比较小。

“真正误导中国和其它国家，使众多国家走上国有经济之路的，是前苏联。在学校，你们老师已介绍过苏联的历史，那些历史从根本上影响或说误导了中国、东欧国家、南美、非洲、甚至西欧许多国家。1917年苏联革命成功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将私有财产国有化，开始计划经济。也就是说，当时的苏维埃学者认为，私有制是人类剥削的基础，所以，为了消灭剥削，就必须先消灭私有制，同时消灭市场，然后，由政府计划部门取代市场来完成社会中生活品、消费品、生产品的分配。”

陈笛，“那些历史太有意思了。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在市场上做交易，我自己可以选择喜欢什么、想要什么、愿意付多少钱。如果由政府官员帮我做这些安排，他们怎么知道我喜欢什么、愿付多少钱呢？他们怎么知道我和姐姐的喜好差别？比如说，我喜欢历史，但姐姐陈晓不一定喜欢；我喜欢赚钱，要成亿万富翁，但姐姐对这些没任何兴趣。”

“是这样的。可是，那时候，世界上许多人存在一些盲点。在当时苏联的国有化过程中，情况很糟糕。比如，到1930年1月，苏联只有21%的农民家庭被集体化，到同年3月则达到58%，到1938年时94%的农民被集体化，他们的土地收为国有。那次集体化过程中苏联农民不断抵抗，政府则使用暴力和非暴力手段强制其集体化。几十万‘不服’的农民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做劳动改造。最大一次抵抗运动发生在1932至1933年的乌克兰以及北考卡斯，为抵抗集体化，当地农民烧毁自己的农作物，屠杀自己的牲畜。为报复农民的抵抗，政府干脆把农民留给自己吃的食物也全部收缴归公，让那些农民去吃荒草。由此所致的大饥荒使千多万农民活活饿死。

“起初在1930年代做国有化计划经济时，苏联经济快速增长，每年的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为12%至13%，假如去年的收入为100元，一年后就升高到112元、113元。相比之下，1930年代初，又恰逢美国和西欧国家的经济大萧条，西方市场经济发生大危机。看到苏联‘国营’世界的快速增长与西方‘私有市场经济’世界的大危机，这种反差太大，苏联计划经济初期短暂而令人炫目的成功，以为终于找到了增长经济的妙方。于是，在中国，当时的南京政府当然要搞‘国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然更要搞国有计划经济。等到1945年二战结束后，西欧、拉美以及新独立的非洲和亚洲国家，都要模仿苏联的国有计划经济模式，至少也想由政府来创办、经营企业。到1975左右，世界国有企业的比重达到最高点。

“但是，此后，你担心的那些问题就开始浮出水面，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国家，其经济越来越差，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困难。苏联、中国、拉美、东欧等国家的国有企业产生大规模亏损。所以，中国于1978年开始重新回到市场、并逐步民营化或说私有化。其它国家在1980年代也逐步这样做。走了一大圈，牺牲了这么多个人和家庭，浪费了这么多资源和时光，到最后又重会老路，还原人类自由所需要的私有财产基础，还原到市场本位。”

陈笛，“这种经历听起来很可怕，我真对人类世界这么多人、这么多国家都做过这种错误的选择，感到失望。真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认识上的这种盲点，在我看来，让几乎所有东西和企业都私有，那应该最能把人的创业动力、致富动力都调动起来。这些历史也说明，经济学以及其它社会科学的知识储备还太少，否则，怎么这么多人会做出那种选择？”

激励机制设计

“是的，这也是为什么你爸爸对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那么着迷。让我们再回到你刚才的问题，就是等你长大办自己的公司时，你的员工不也是为你工作，而不是为他们自己工作吗？你有什么办法让他们‘即使不是自己的钱，也心痛’呢？这就有挑战了，是吧？”

陈笛，“我可采用奖金制度，给员工按工作好坏、贡献多少发奖金。”

“奖金是一种很好的激励方式，当然比没有奖金激励好。不过，奖金激励比较适合很成熟的行业。比如，你上次说长大后要办自己的电力公司，电力行业的利润很好预测，所以，你事先能知道正常情况下公司能赚多少钱，然后根据实际利润相对多出多少，来决定该发多少奖金，这样的话，你跟员工之间，对未来奖金与贡献的关系，都有清楚的预期。但是，奖金激励很容易促长短期行为，因为如果今天的努力只对公司的未来有好处，员工们不一定有兴趣那样去做，毕竟公司的未来可能跟他们没关系，那是你的事。反而，越是能让公司短期赢利的事，哪怕这样做会损害公司的长远利益，他们也越会去做。”

陈笛，“哪怎么办呢？”

“对于新创办的企业，一般来说，相当时间之内不会有利润，所以，奖金的激励效果不会好，公司没有利润怎么发奖金呢？在美国和许多其它国家，给员工股份或股票期权（stock options）比较流行。也就是说，按照位子的轻重、贡献大下，给管理层和员工不同数量的股份，让他们都能够从公司价值的上升中，直接得到好处，公司成功，他们个人的财富收入也成功。股票期权跟股票本质上一样，差别在于，它让员工在未来某个时间内，有权以低价购买公司的股票。股份或股票期权的效果是让员工都既是员工，又是股东，他们一定更有干好的热情！这样一来，‘即使不是自己的钱，也心痛’的效果就有了。”

陈笛，“不过，如果给所有员工股份或期权，会不会给出太多？这样让我自己不就少了、成不了比尔盖茨了吗？”

“当然，这里有些技巧。公司的人越多，采用股权激励的必要性就越大。毕竟你一个人精力有限，公司大了之后，不可能什么都由自己做决定、去做，你必须雇别人。反之，人员越少，必要性就越小。一般来说，你作为创始人，你周围肯定要几个骨干帮你管理公司，他们再管理他们直接手下的人，以此类推，一层管一层。对你最重要的，是身边第一层的骨干，你要重点保证他们对公司利益的忠诚，所以给他们的股权要多，只要做到这一点，他们自然有激励代替你，以最大的可能管好其下属。离你越远的员工，股权就应该越少。”

讲了这么多，不知不觉我们到家了。没想到去一趟Dunkin’ Donuts，陈笛能看到大公司员工的不负责行为，并由此延伸出一个产权制度问题，一个一般性激励机制设计问题。一个12岁的小孩也能通过观察领悟出这些问题，让我这个做教授的爸爸更加感到，经济学的确是一门来自生活的学科，商业逻辑尤其如此，怪不得周其仁教授常常说“来自生活中的经济学”呢。

与女儿谈商业模式之8：投资太阳能

“爸爸，你说政府管制电价，所以，办电力公司难赚大钱。但，是不是所有能源、电力行业都受政府管制，机会都被政府抑制呢？去年你不是有投资一家太阳能公司吗？” 在上次谈完电力管制后，陈笛这么问我。

“不过，管制电价，或者说由政府把电价、油价人为压得很低，表面上看是为了让老百姓很便宜地得到电力、得到汽油，降低老百姓的生活费用。短期看，好像如此。可是，从长期看，其代价很大。政府长期把油价、电价压低，其效果是鼓励消费，同时使浪费的成本也很低，变相鼓励浪费，使社会的能源消耗快速增长。就如你知道的那样，人类是在19世纪末才有电器、才开始普及汽车，但这短短的100多年里，就已经消耗了大量的煤炭与石油储藏。人们估计，如果全球按现在的速度增加能源消费，特别是随着中国和印度的私人汽车越来越多，石油消耗会快速增长，那么，到2040年左右，世界的石油储量可能要全部耗尽。如果真的那样，就会有全球能源危机了。所以，价格管制的后果之一是加快了能源的消耗。”

陈笛，“那怎么办呢？太多石油、煤炭消费不是对环境、对空气也有破坏吗？”

“当然，第一步要做的是各国将油价、电价提高，按市场价去收费，通过高价来增加能源的使用成本，也由此增加环境的破坏成本，引导人们少浪费电、少浪费油。另一方面就是寻求新能源，这包括太阳能、风能等等，也就是你们老师说的‘绿色能源’，这些能源品种不破坏环境，不污染空气，那多好呀。不过，问题是，太阳能发电设备还太贵，每度电的成本差不多是煤炭发电成本的两倍。所以，政府越是人为压低电价，就越无法给太阳能、风能的努力创造机会，人们就无经济激励去开发研究新能源。换句话说，只有当电价足够高时，绿色能源在经济上才合算，否则，往那些方面去创业不合算。”

陈笛，“哦，那为什么去年你投资了一家太阳能设备制造公司呢？那家公司好像叫常州天合光能公司吧？按你这么说，其太阳能设备销售市场就难以发展了。”
“不过，常州天合光能公司的前景会很好，这是一家不错的公司。该公司于1997年由高纪凡先生创建。那时，经济全球化正在兴起，但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收入还有限，特别是在中国，家庭汽车还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概念，石油危机、能源危机还不是人们普遍担心的问题，所以，虽然太阳能技术到那时已有发展，但还不是那么紧迫的行业，其未来前景也并不明朗。可是，高先生看到太阳能的前景。1997年公司成立后，常州天合光能即投入研究太阳能技术，到2000年成功建成‘太阳能源建筑系统’样板房，室内没有一个外接电源，所有电器都靠太阳能。这算是常州天合光能技术上的成功了。不过，从商业上讲，有了技术并不意味着就有了商业成功，后者更取决于技术是如何被转变成产品，取决于市场营销是怎么做，取决于它的产品是否是市场需求的。许多工程师有技术，但没有几个人能将技术转变成财富、创造出人们需要的价值。

“2001年开始，常州天合光能开始做市场，将太阳能发电产品推向市场。对该公司最有利的一件事是，德国自1999年开始由政府补贴太阳能, 给太阳能发电每千瓦 时补贴约 0.5欧元。从那以后，德国加大激励老百姓家庭在屋顶安装太阳能装置，随后，日本、美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也跟入，都通过政府补贴鼓励发展太阳能。结果，到最近几年，太阳能发电设备能制造多少，西欧国家就买走多少，出现了严重的供不应求局面。这当然为所有太阳能设备制造商提供了天机，谁能制造多少，这些国家就买多少。天合也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先进军德国市场，随后也向其它国家销售。”

陈笛，“这种市场太好了！供不应求，制造商不就有很大赚钱空间了？在这种情况下，常州天合光能当然能赚钱了！”

“你说得对。所以，2006年6月爸爸通过朋友加入麦顿基金（Milestone Capital），麦顿基金以每股7.4美元入股常州天合光能。当时，常州天合正在准备去美国上市，也就是准备把其公司股票到美国股市上发行，让公众投资者能自由买卖交易。一般讲，由于上市之前入股风险较大，所以，投资回报比上市后再买股票更高。6个月后，也就是2006年12月18日，常州天合股票以每股18.5美元发行。到今天，其股票已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10个多月，股票价已超过50美元，最高时到过73美元，相对于我们进去的价格翻了5倍多，这的确是很好的投资。”

陈笛，“这很有意思，公司上市前投资入股能这么赚钱，我真没想到，你真厉害！但是，我不明白，既然大家都知道太阳能设备市场这么好，供不应求，为什么没有更多人去办厂加入竞争？难道太阳能技术那么艰难吗？”

“是这样的，确实有很多创业者进入该行业。无锡尚得是中国第一家成功的太阳能公司，它于2005年12月在纽约上市。由于其股票价格猛涨，使无锡尚得的创始人施正荣先生以23亿美元的财富，成为2005年中国首富！常州天合是中国第三家到美国上市的太阳能制造公司。无锡尚得、常州天合光能等太阳能公司的财富故事太成功了，这当然就激发许多创业者加入该行业，都去办自己的太阳能公司！财富的吸引力胜过一切。在过去几年里，从江苏到河北、到福建等省，众多太阳能公司相继成立，这使中国几年内就领军世界太阳能制造业。”

陈笛，“你刚才不是说太阳能设备供不应求吗？有这么多的太阳能制造公司，这下供给就多了，看来太阳能的成本要下跌了。”

“但实际的情况不一定如此，从2005年初到现在，太阳能发电设备的价格在欧洲基本没变，在美国还上升了10%左右。之所以有了这么多竞争后，太阳能设备价格不降反而有涨，是因为这些产品的销路没问题，能生产多少，别人就买多少，但是，原材料的供应会越来越紧，太阳能发电最重要的材料是高纯度硅，而硅的提炼又需要很高的资本投入，其提炼加工厂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建成。所以，虽然太阳能制造厂很快能建好投入生产，但高纯度硅的供应很难跟上。结果，太阳能制造商越多，对硅材料的需求就大增，在硅供应量没有变化的情况下，这就逼着硅材料价格快速上涨。对于太阳能制造商来说，保证硅材料的稳定供应就成为公司生存、发展的关键，没有硅材料，就无法继续生产。”

陈笛，“在这种环境下，什么商业模式最有利呢？是不是什么模式最有利于保证硅片的供给，那种模式就最好？”

“这就是常州天合跟其它太阳能公司的差别所在。比如说，常州天合股票于2006年12月18日以每股18.5美元上市，第二天同是江苏的另一家太阳能公司——林洋新能源有限公司也在美国上市，每股价格是13美元。可是，到今天，常州天合的股价是53美元，而江苏林洋的股价还在13美元没动！为什么两公司的股票价格差别这么大呢？主要原因在于江苏林洋要靠从其它硅片提炼、硅片组件公司那里进货，然后江苏林洋只是将太阳能组件组装成太阳能发电系统，所以，它的利润空间小，而且完全受到硅片市场的供应短缺制约，硅片供应越紧张，江苏林洋的未来生产就没着落。相比之下，常州天合采用的是所谓‘垂直一体化 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商业模式，它自己收集含硅的废电器，先从中提炼单晶硅，做成硅片，再做成组件，最后将组件安装成太阳发电系统。这一整套垂直工序都由自己公司作，在公司内各工序一体化，能较好保证各生产环节的原材料供应，也能降低原材料的进货价格风险。就因商业模式上的这种差别，常州天合跟江苏林洋的股票表现是如此的不同。”

陈笛，“垂直一体化整合模式的意思是不是说，如果我要开餐馆公司，我首先要自己种粮食、种菜、种油、种茶、种佐料，也要做桌子、板凳、碗筷呢？再往前追，是不是说我也要生产肥料、制造农用工具，否则我会有太多供货风险、原料价格风险呢？”

“不完全是这样，还要看具体供货市场的情况。供货越紧张、价格风险越高的原料，自己做、自己生产的好处就越大。否则，如果是像蔬菜、大米这样的生产周期很短、供给很容易产生的东西，其价格总体上会很稳定，就没必要自己去生产，到市场上买就行了，让那些更有粮食、蔬菜专长的人去生产粮食和蔬菜，而你开餐馆只管把饭菜和服务做好，各做各的特长，各有各的分工，市场则是不同专业特长的人来到一起交易的平台。专业分工和市场化就是这样相互推动发展的。”

谈完这些话题以后，一个公司什么情况下应该“什么都自己做”、要垂直一体化整合，什么时候靠市场交易来保证公司的供货，这些是陈笛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但，不管怎样，当陈笛告诉她在学校最好的朋友，说“我爸爸去年花7.4美元买的股票，今天到了60几美元”，她的朋友羡慕地说，“你爸爸真是天才！” 从那以后，她还真越来越为她爸爸感到自豪。

与女儿谈商业模式 — 之9：为什么中国公司喜欢行行都做？

　　说完常州天和太阳能的故事后，陈笛得到的印象是，公司应该垂直一体化整合，要把企业所需要的各类原材料都由自己生产供给，一方面这能帮助降低成本，另一方面也能保证质量和供货安全。

　　 陈笛，“爸爸，上次你谈到，如果各企业什么都自己生产、不从市场上买，到最后各家企业都无所不包，但什么都做不好了，大家都自给自足，使市场没机会发展。这当然有道理。但是，企业的范围界限到底该划在哪里？企业与市场的分界该在哪里呢？”

　　 “这个界限的确很难一概而论，取决于具体的社会环境和行业特点。像太阳能制造业，我们上次谈到，之所以常州天和的垂直一体化整合受到投资者欢迎，是因为太阳能装置需要硅片，而硅片的供应很紧张。全球太阳能制造商都争着抢订硅片，使硅片供应极难保证、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太高，所以，常州天和的垂直整合做法就好。一般而言，任何供货的不确定性越高、价格波动越大，自己公司去生产、提炼那种原材料的必要性就越高，那样能保证公司产品生产的连续性。”

　　 陈笛，“不过，在中国，好像公司更喜欢什么都自己做，喜欢垂直一体化，而在美国好像不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

　　 “原因包括许多方面。第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契约执行的可靠度，如果你跟张三的公司签合同，约定张三今后5年里每年供应一吨硅片，而且价格今天就锁定，这样，你投下很多资本，扩建太阳能生产线。可是，一年后，张三说没货供应，要毁约了，这当然让你的投资泡汤了。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契约环境差，企业就更倾向于什么都自己做，不相信别人的供货保证。正因为中国的契约文化还欠发达、法治没到位，人们只好通过公司内部生产尽可能多的原材料，而不是靠市场交易或说外包，来保证供货，使自己的主营生产线能持续进行。换句话说，在一些情况下，公司内部的垂直一体化整合是外部契约不可靠所致，是外部法治不到位所引申出来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法治发展是市场化深化的基础，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公司喜欢什么都自己做，而美国的公司更倾向于专注整个价值生产链中的一个环节。

　　 “实际上，不只是国家之间有这些差别，即使在一国之内，因不同地区的契约文化有很大不同，企业选择的垂直一体化程度也会不同。在中国，浙江因为靠海，其商业发展历史比内陆省份更长久，其商业文化、特别是契约文化就比湖南等省的要发达得多。所以，在浙江，企业能够选择专，实际情况也的确是浙江企业更倾向于专，通过市场交易能实现的分工很细。相比之下，湖南企业更倾向于什么都做，专业分工不够。比如，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就是这样。”

　　 陈笛，“你说的是我们在长沙常住的通程国际大酒店吧？”

　　 “是的。这是湖南的一家上市公司，它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你猜它的主营业务是什么？”

　　 陈笛，“它肯定是从事酒店经营的公司吧？我觉得他们的酒店还不错，只不过这些年他们的服务质量好像在下降，酒店维护得不到位。”

　　 “我原来也以为它的主业是酒店管理，可是远远不是这样。通程国际大酒店只是它很小的一份业务。按照该公司的介绍，主营业务包括百货、针织品、文体用品、照像器材、音像制品、金银首饰、食杂果品、五金交电、家用电器、厨房机具、家具、中成药、西药制剂、医疗器械、建筑材料、矿产品、旅游及服务。兼营业务有饮食娱乐、住宿、能源、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建筑及装饰工程、汽车贷运、信息服务、物业管理。所以，我们住过的酒店只是一小部分业务，各种商业零售是更大的主业，还有就是房地产开发、商用地产投资与物业管理，能源和汽车运输，还有信息服务、软件开发。实际上，在湖南几乎每个上市公司都有自己的酒店，也有自己的房地产开发公司。”

　　 陈笛，“为什么会是这样？如果他们什么都做，怪不得通程大酒店的服务这些年每况愈下。刚才说常州天和是垂直一体化整合，是为了减少原材料供应的不确定性，但是，通程的酒店、房地产、旅游服务跟他的零售业有什么价值链上下游的关系？这个我不明白。”

　　 “一般讲，如果不同业务领域或说行业间有很强的互补性，虽然它们没有价值生产链意义上的供货关系，那么，把这些行业都整合到同一个公司内，可以实现分散公司风险的效果，这样，在任何时候，一个行业不景气，或许其它行业景气，使公司的收入不至于整体受到负面影响。不过，要运作好这种跨行业横向整合，公司的管理架构与水平必须很高，否则，极容易造成资本浪费，使资本的使用效率很低，不能带来足够高的回报。比如，通程2006年的资产回报率才3%左右，也就是每100块钱的投资，在一年里只能带来3块钱的利润回报，跟银行利率差不多。就像你说的，一旦公司什么都做了，不管这些行业相关不相关，那结果会是什么也做不好，资源就要浪费了。

　　 “在中国，过去因为企业是国有的，不属于任何个人，所以，企业的效率、企业资产的回报率从来不是很重要，反正不是自己的钱，浪费就浪费了。在那种情况下，企业当然想做得很大，什么行业都做，因为反正不用考虑投资的回报。所以，原来的国有企业不仅跨越许多行业，而且每个企业既有医院、食堂、学校、托儿所，也办住房、经营房产，都是跨行业横向经营。到1990年之后，许多国有企业都被改制，转变成股份制企业，并且让它们的股份到股票市场上市交易，这样个人都可以买股票成为股东。原来设想，让企业的股份由个人买卖交易，这样资本市场就可以逼着中国的企业更注重效率、注重投资回报，而不是什么都做。”

　　 陈笛，“结果怎样呢？”

　　 “结果是，上市后的企业反而更加什么都投，原来要做扩张投资时，一些国有企业可能首先要从相应政府部门批资金，批的手续很多。可是，现在，上市公司不再完全是国有的了，其投资决定不完全要经过政府部门批，而是由董事会批准，可董事会又不起作用，同时，中国的股民又不太管公司经营的好坏，只看股票价格是2块还是8块，并且也不一定知道什么商业模式最有利于通程等公司赚钱。到最后，改制上市后的中国公司反而有更多资金，进行更多的跨行业横向扩张。本来，对于股市投资者来说，他们应该更希望每个企业都专注一个或两个相关行业，把这一两个行业做好、做精，因为，如果跨行业投资更好的话，投资者自己也可通过分散投资组合来达到目的，不需要这些上市公司去做。上市公司应该专，跨行业投资留给投资者自己去做。”

　　 陈笛，“不过，中国企业之所以喜欢做大，喜欢什么都做，是不是因为他们觉得中国经济发展很快，机会很多，所以，他们认为跨行业拓展对股东更有利？”

　　 “的确很多人这么说，这么想。比如，他们说，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很赚钱，如果通程的老总有关系批到土地，进而开发房地产赚钱，那不是对通程的股东更好吗？让他们的股份更值钱？所以，只要是赚钱的项目，公司管理层都可以去投，而且也应该去投。换句话说，由于中国的房地产开发等机会不是开放的，而是完全由政府部门控制审批，所以，能够批到地就是财富的通行证，是这种特别国情决定了中国上市公司什么都做的局面。

　　 “这听起来有道理。只是在投资者买通程股票的时候，他们以为买的是商业企业股票。可是，那完全是错觉，因为它的资产主要集中在地产上，它拥有通程东塘百货大楼、长沙西城百货大楼、星沙通程商业广场（占地面积11万平方米）、通程商业广场、通程国际广场、同升湖通程山庄酒店，当然还有通程国际大酒店，这些地产均为通程控股所有。看到这些资产，你更该认为这是一家商业地产公司，而不是什么零售业企业。”

　　陈笛，“这些信息不都是公开的吗？股市投资者应该知道这些情况，为什么股票市场没有给通程压力，要他们重组公司的资产结构，改进效率？要我看，这里更重要的可能还是不知什么商业模式对他们最好。”

　　 “实际上，通程控股应该分拆成几个不同的公司，比如分拆成商业房地产公司、零售商业公司、酒店管理公司，把刚才讲到的百货大楼、商业广场楼宇、酒店楼宇全部由商业房产公司拥有，然后把这些楼宇分别反租给通程零售公司、通程酒店管理公司，由后者按月付租金。这样分拆后，通程地产公司靠月租收入，由于中国的银行只认固定资产做抵押放贷，而且这些月租收入很稳定，这本身也可用来做抵押借贷，所以，通程房产公司本身即使不上市，也很容易靠银行贷款、发债融资，并且这样做的融资成本会很低，让通程房产公司去最大化借债。

　　“另一方面，在把这些广场和楼宇资产、把这些债务从通程零售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剥离出去之后，这有两大好处，其一是通程零售公司的负债可以大大减少，其二是它的账面资产额也大大减少，这当然让该零售公司的资产回报率大大提升，因为对于零售业来说，它的主要收入是通过销售商品而来，销售场地是不是属于自己的不重要，只要商品销售和进货价格上有优势，租别人的店面也行。在商业销售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公司总资产越少，需要的借债会越少，资本的回报率当然会越高。所以，通过这种分拆，通程零售商业公司的股票就更能受到投资者的好评，股票价格会越高。

　　“按照同样的道理，通程酒店管理公司只需从通程房产公司手里租用那些酒店地产，而不需要把这些楼宇资产放在自己的资产表上，它的最大资本应该是酒店管理技术和流程这些无形的资产，这样，酒店管理公司在使用很少资产、很少债务的情况下，照样能创造很高利润，它单独上市的股票价格也会更高。这实际上就是如家连锁酒店的商业模式：租别人的楼宇，把自己的核心资本定义在酒店管理上。”

　　这次跟陈笛谈的商业模式可能有些复杂，但是，对中国上市公司基本都做房地产，也差不多都喜欢开自己的酒店，家家公司便爱有大量资产，她非常好奇。她没想到，我们差不多每年都住几天的长沙通程国际大酒店，原来不是一个酒店公司，而是以商业零售为主的公司。当然，她更没想到通程作为商业零售公司居然还有17亿多的资产，而这些资产又都是这些商业楼房。难道为了让零售业务更赚钱、让零售业务的长久价值更高，必须要自己拥有那么多的商业广场大楼吗？使公司背上这么多的资产负担，难道还更有利于它在零售业的发展吗？陈笛不一定马上能理解这些问题或答案，但是她在想这些问题。

与女儿谈商业模式之10：为什么不投资中国？

2007年12月7日星期五晚上，在纽约跟邱立平一起吃晚饭，他是我在国防科技大学研究生时的同学。这些年，他跟楼云立女士创办经营自己的私人股权投资公司——麦顿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非常成功，现在管理近四亿美元的资本。这次他在纽约，是参加华视传媒（VisionChina）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仪式。继分众传媒、常州天和之后，华视传媒是他们投资的公司中第三家在美国成功上市的公司。

吃完饭当晚回到在New Haven的家里。第二天早晨带陈笛一起去星巴克喝咖啡、吃早点。路上，我跟她讲，“陈笛，昨天爸爸了解到一个叫华视传媒的公司，前天该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上市发行的原始股价格为8美元，当天最高涨到9.5美元。到昨天，股价跌回8美元，也就是当初的发行价。你觉得该公司股票是否值得投资？”

陈笛，“华视传媒是做什么的？”

“华视传媒到2005年4月才成立，总部在深圳。它的主体业务是在公共汽车上装上移动电视，播放新闻和娱乐节目，收益来自节目间歇间的广告销售。虽然其历史才两年多，公司运营规模快速增长，已在中国组建了覆盖全国的户外数字电视广告联播网，覆盖面包括北京、广州、深圳、南京、杭州等城市。由于中国有几亿人坐公共汽车，华视传媒的业务扩张范围很大，规模经营的空间几乎无限。随着覆盖面的拓广，其广告收入应该会快速增长。今年前9个月，该公司营业收入为1740万美元，比去年同期的190万美元增长7倍多。”

陈笛，“不过，爸爸，我知道你比较关心中国的各种投资机会，华视传媒听起来也很有意思。但是，我对投资中国，或者说对中国这个投资概念，不是很看好。所以，不管具体的公司好不好，我总体上对投资中国不是太乐观。”

“为什么呢？”

陈笛，“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不喜欢中国社会的组成方式，或者说社会结构的构成基础。让我最不喜欢的是中国人只认血缘关系，认亲情，不认其他的。比如，像你家里和妈妈她家里的人，谁都只认亲戚，除了亲缘之外就不太相信人。我说我不喜欢表妹，妈妈就会说，你怎么不喜欢表妹？她是你的亲人，你们身体里流的血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比这更亲了，所以，你应该喜欢她。”

“妈妈说的对，你是应该喜欢她。长大后，你也会发现，最后只有你姐姐、表姐、堂兄、堂妹这些亲戚是永久的，你跟他们的关系总是很特殊，而且是怎么也改变不了的，因为你们天生就有了这种亲情。”

陈笛，“问题也恰恰出在这个上面。妈妈强调的是，不管我的堂姐、表妹是好还是不好，人有意思还是没有意思，不管跟她们是否谈得来，够不够交朋友，有没有交流时的兴趣火花，有没有心灵上的默契，反正我必须喜欢她们，没有选择。为什么有了血缘关系，我就必须喜欢她们呢？这跟交朋友不一样，因为交朋友时，我有自由选择，喜欢、谈得投机我就交朋友，觉得对方人很好我也可以交，但没有义务，是完全自愿的选择。我真不认为，我跟表妹、堂姐有血缘关系，就必然意味着我跟她们能合得来，能相互有默契。这不一定的，甚至我更觉得自己交的朋友更有意思，更近。”

“你说的有道理，但这的确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是人类自古以来就面临的信赖基础的问题，因为短期内你可能觉得自己主动交的朋友很合得来，也更近。可是，时间久了之后，也许你会发现朋友间的关系难以有一种长久的约束，也就是说，正因为两方都能自由选择交友，也当然能自由选择解散。久而久之，这可能造成某种对人际关系的不信任感。相比之下，血缘关系是没有选择的，是生来就有的生理关系，抹也抹不掉，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没有选择的关系可能反而使亲戚间的关系更可靠，使信任的基础是无条件的、永久的，这就使亲戚间的互相帮助的基础更牢靠了。这就是为什么在传统社会里，当解决人际间信用交易的制度架构还没有发展出来的时候，人们更多依赖血缘这种天然的东西来强化人际关系的信用基础。所以，在中国有了儒家文化，强调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家族结构，并以此来组织整个的社会结构。”

陈笛，“可是，为什么在不以血缘决定一切的美国社会里，整个社会关系不一定由血缘决定呢？我不是说血缘关系不重要，但不该是唯一决定人际信用基础的东西，变得只相信亲戚，不认别的人。在美国，血缘也重要，但不是决定一切的东西，我的经历告诉我，在许多情况下，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也可以值得信赖，值得尊敬，值得交朋友。换个角度讲，即使有血缘关系的人，不一定必然意味我会喜欢她、信任她并跟她很近。”

“这跟美国社会的法治发展有关，特别是跟基督教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有关。正如你知道的，教会里有教友，也有教父母，他们跟你没有血缘关系，但因为都是基督教徒，所以在上帝面前属于同一个家，只是那个家是以信仰为基础，而不是以血缘为基础。正因为这一点，在美国，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陌生人之间，也照样可以有信任，也可以有长久的信任与友情关系，这样，血缘才不一定是一切。我也同意，由血缘建立的社会结构不一定是最优的，因为这会太巧了，只是世界上的多数社会还难以发展出更好的替代方案。特别是，如果社会中只有亲情才能信任，那么，陌生人之间的市场交易就很难进行了。”

陈笛，“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投资中国不怎么看好的原因，因为公司做大的过程中必然要雇用很多人，彼此间必然有很多的合作，也就需要很多的信任，你把钱投给他们用也需要很多信任，而雇用的这些人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是跟自己有血缘的人。那么，在这些公司扩张、招人的过程中，如果大家、整个社会的人只习惯相信自己的亲戚，他们怎么可能相互间合作得好、信任得好呢？在这样以血缘组建的社会结构里，很难发展出真正成功的规模性大公司。”

“不过，随着中国的法治发展，情况会改变的。”

陈笛，“另一点让我难以接受的是，中国什么都以年龄决定，所有人的社会地位都以年龄而定。我不明白，出生的早晚对决定人的地位和影响力会这么重要？比如说，在中国，大人从来就不会把小孩的意见当回事，小孩跟大人讲话时，大人从来就不会真正地听，大人完全把小孩排斥在他们的世界之外。有时候，中国的大人装着听小孩讲话，但实际上从来不会真听。在美国，就不是这样，小孩的意见经常会被接收。在中国，不管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的，都以年龄来定其言论的重要性，为什么一个40岁的人必然要听50岁的？为什么小朋友的意见就不能听呢？”

“在传统社会里，没有大学教育、没有许多书面传授的知识，人们都是靠经验做判断，也就是说，一代到一代，基本都要靠每一代的亲身试错来领悟世间的事物；再加上那时候的社会和生活状况变化很慢，没有太多新事物、新技术，所以，年纪越长的人，经验就越多，就越有智慧，大家多听他们的，这有道理。不过，到今天，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出现，社会生活与工作的范围也在不断拓展、延伸，大变化的时代中，老年人的确不能像年轻人那么快地追赶时代，对许多新鲜事、新技术老年人可能根本无法入门，对异族、对他人社会文化的了解可能也无法跟年轻人比，所以，你说的对，在今天的世界上，年龄已经不是能力和知识的标志，两者的相关性甚至已经是负的，越老的人可能对现在的世界越不懂了。小朋友对新技术、新文化的了解和接受力反而最强。”

陈笛，“尊老爱幼，有它的道理。但是，不能说为了尊老就可以随意地损幼。妈妈说，大人说话时小朋友不可以还嘴，不可以插嘴。但她不会说，小朋友说话时，大人也应该听，大人也不能还嘴呢？这应该是一种平等、对等的问题，不是可以随意不尊重小朋友。在中国社会，小朋友、甚至年轻人没有发言权，不受到尊重，这使得这个社会缺乏活力，不容易有创新，也不能培植全社会的思辨能力。对这样的社会里的企业，其长久投资潜力怎么会很高？”

陈笛，“还有就是，中国社会过于势利。如果一个大人告诉我张三这个人很好，如果我问他‘你为什么觉得他很好呢？’，这位大人会说‘因为张三上次帮过我’。也就是说，中国人在判断一个人是否好的时候，更多是看这个人有没有给过我好处，而不是看这个人本身怎么样。我的感觉是，中国人看到的不是别人这个人，而是利益。”

今天与陈笛的谈话，真的出乎我的预料，我原本以为我们可以讲讲华视传媒的商业模式，但她却谈出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和看法，以此来表明对投资中国的没信心。关于社会文化、社会结构的组建基础的认识，这些对商业模式当然有极重要的决定作用，因为现代投资者最喜欢的是业务的可复制性，最好是大规模的可复制性，这样公司就有巨大的增长前景。而增长前景是否能实现，又取决于这个社会里的人们是否有基本的信任基础，是否在血缘之外仍然存在起码的诚信基础，否则，一个企业业务的可复制性潜力再好，也不能够组成相应规模的团队去实现。投资者看重的另一方面是创新潜力，而如果一个社会里年轻人、小朋友的地位总是最低，也没有足够高的发言地位，那么，年轻人再聪明、再有创造潜力，他们的机会和资源会很有限。

陈笛出生在美国，也一直在美国上学，但每年在中国有近两个月的时间。没想到她对中国社会结构、人际关系还有这样的一些观察。我们当然很习惯以血缘、年龄建立的社会秩序，“三纲五常”是大家的行为规范。但是，血缘和年龄都是天生的东西，完全由这种被动的、不以人的选择为基础的维度所构建的社会秩序，难道真的能“最好”？能有那么巧？时代变了，组建社会秩序的基础似乎也该变了，基于自由选择的社会必然是以契约规范的社会，而不是以血缘、年龄规范的传统社会。

与女儿谈商业模式—之11：跨国经营个性化服装？

　　陈笛，“爸爸，今天学校老师谈到全球化，说当今世界各国都进入了经济一体化的贸易体系，让各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展。但，我还是不明白全球化的意思到底指的是什么？”

　　“这个可以这样理解，你爸爸出生在中国的湖南茶陵县，小时候说的是茶陵话，1979年到长沙上大学，开始改说长沙话。1986年来美国读书，又必须改说英语。来美国生活的这22年里，我们不仅在三个不同的州生活过，而且还去过二、三十个国家，也经常来回于美国和中国之间。也就是说，今天的世界让我们真幸运，你在哪里出生、小时候说什么语言，并不决定你长大后说什么语言、在哪里生活，你可以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居住、工作。这就是全球化，不仅人可以在更广的范围内流动，而且各种物质商品和服务也能在全球内流动。所以，有的人说，全球化的意思是，到成本最低的资本市场去融资、到效率最高的地方去生产制造、到利润最高的地方去销售。在全球各国加入一体化的市场之后，国界的意义变得越来越弱了。”

　　陈笛，“你的意思是说，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中国能成为世界工厂，那是世界上的生产制造基地？前一段听你讲，你的学生刘向在做一家个性化男装公司，要在美国吸收客户、量体等等，然后在中国制作衣服，再寄到美国。那么，他的公司是否就是全球化的具体实例？”

　　“是的。以男士正装衬衣为例，按客户体型、布料、式样做成的个性化衬衣，在中国的出厂成本大约是15美元。而在美国，同样的个性化衬衣零售价在70美元以上，高的可以到120美元、甚至150美元一件。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这种价格差别，当然为有能力的人提供了很好的创业机会。刘向在做的是，到全球范围内找成本最低、质量可靠的地方——中国生产，然后，在利润最高的美国销售。”

　　陈笛，“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价格差别？我知道美国人的收入高，所以物价比中国高，但这还不能完全解释中美之间的这种价格差。”

　　“背后的原因的确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由于自1970年代开始，中国大量的服装等纺织品出口到美国。由于中国的人口众多、劳动力又便宜，很快地美国商店里的衣服基本都来自中国，尽管这些男士衬衣、西服都是按照几个固定的尺寸做成，也不一定对每个人都合身，但是，由于这些从中国进口的成衣太便宜了，所以，到今天，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去商店买成衣，这些成衣不怎么合身但因价格便宜，大家也就凑合了。就这样，美国过去量身定做的裁缝店一家家相继关门了，因为他们在价格上无法跟来自中国的成衣竞争。这就使美国今天没剩几家裁缝店，量身制做的服务供应大大减少之后，个性化服装的价格自然会很高，否则裁缝店自身也难以维持下去，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美国裁缝店量身制做的衬衣会高到120美元、150美元一件。”

　　陈笛，“既然中美间个性化衣服的差价这么大，为什么以前没人看到这种创业机会？为什么刘向就可以成功呢？”

　　“个性化的服装制做跟标准化成衣不一样，一方面，它更需要跨国运输速度和运输成本方面的支持，因为每个客户的尺寸不同、式样与布料偏好也不同，如果运输速度太慢，比如，要一、两个月才能寄到，客户会等不了；如果运输成本太高，从中国运过来一件衣服要40美元，那么，经营方就没法赚钱了。另一方面，在中美之间的通信速度和成本也必须跟上，否则，美国方面的客户要求就很难准确有效地传递到在中国的裁缝。这两方面的条件要同时成熟了，才能做跨国个性化服装制做和销售，要不然，两国间的差价再大也难以成功。”

　　陈笛，“你的意思是，以前这些条件不成熟，而现在成熟了？”

　　“是的。首先，我们看看运输速度和成本的变化，这历来是决定全球化的可行性的核心要素。比如，第一个来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容闳，他185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当年11月从纽约上船，穿越大西洋，历经欧洲、非洲和印度洋，花了整整154天才到达中国，那时没有飞机，在海上颠簸154天是唯一的回中国的途径。在那种运输速度下，刘向的商业模式当然无法做。19世纪末期，横跨美国东西部的铁路网建成，这大大缩短美国东部跟中国间的运行时间，因为中国货物可以先经太平洋船运到美国西部，然后由火车陆运到东部。但，这还是要三、四个月的时间，太慢。对刘向的商业模式帮助最大的是1903年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到1958年波音公司成功推出波音707喷气式飞机，终于将长距离跨国空运变成现实。今天，从纽约到北京的直飞时间只有13个半小时，相对于容闳的154天，这种运输速度是革命性的突进。在成本上，从容闳时期的1854年到1910年，跨国运输成本平均下降70%，今天的运输成本大约是1854年时的三十分之一不到。对刘向而言，今天从上海寄衬衣到纽约，快的空运可以两天到，如果是按一星期寄到，平均每件衬衣的快寄成本是8美元。”

　　陈笛，“这样的话，衣服出厂价15美元，快寄费8美元，共23美元成本。”

　　“但是，美国对衬衣进口有20%的关税，这又是3美元，再加每件衣服要支付1美元买进口配额。另外，在中国也要雇人负责协调和邮寄，每件要付5美元的费用。所有这些成本加在一起，一共是32美元。除了这些运输和关税成本外，刘向跟在中国的制衣厂裁缝的沟通速度也很关键，个性化服装必然意味着许多个人化的要求，这就要求刘向总能跟裁缝交流客户的信息和偏好。到今天有互联网、email、手机电话等通信工具，这些越洋通信不仅速度极快，只是几秒钟的事，而且成本几乎可以忽略，这为刘向的商业模式奠定根本性的基础。可是，以前的人没有这么幸运。在容闳的时代，从纽约往上海传递信息的最快方式是通过海船，也就是要154天才能送到。1866年，纽约和伦敦之间开通电报线路，而中国跟伦敦的电报线路于1871年接通，随即，上海跟纽约间的信息传递速度从原来的154天降到4天左右。1901年电话开始进入中国，但直到1950年中国才有第一条国际电话线路。虽然那时候或说到1990年左右中国的国际长途电话和电报服务都有，信息传递速度跟上了，但电话费太高，即使到十年前，从美国打电话到中国，每分钟还要近三美元，为了说明一个顾客的特殊衬衣要求，你可能要在电话上说10分钟，那等于是30美元的电话费。在那种通信成本下，靠横跨中美来经营个性化服装制做业务，那不太可能，难以成功。好就好在今天的越洋电话费只有3美分一分钟，而email的费用基本为零，这样，在美国这边客户的量身信息和个人偏好，不到一秒钟即可免费地送到在上海的裁缝那里，如果有疑问或出现差错，又可很便宜地打越洋电话沟通。因此，在信息沟通上，刘向的商业模式的基础也完全具备，这就是为什么我极力鼓励刘向创办他的公司，我们也有参股。”

　　陈笛，“如果说每件衬衣的到岸价是32美元，刘向的出售价是多少？”

　　“初步定在50到55美元。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决策。刚才讲到，现在美国定身制作的衬衣价格在70美元以上，但这个市场很小，只有那些相当有钱的人才买得起。我跟刘向说，如果他要成功，他必须把价格压下来，否则难以开拓市场规模。他的核心目标是要让美国中等收入的人也能买得起定身制作的衣服，而不是只有高收入的人才买得起。因此，刘向根据自己读MBA时学到的市场调查技巧，做了很多市场问卷，他发现多数中年人觉得55美元可以承受，但更高就显贵了。”

　　陈笛，“这很有意思，原来产品定价还有科学基础的。不过，这听起来似乎太容易了，我还是有些怀疑，为什么这个事其他人不做？”

　　“说的对，裁缝、服装是一个很老的行业。当刘向告诉他在香港的爷爷，说自己要放弃华尔街公司的聘书去自己创业做个性化服装公司时，他的爷爷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他爷爷也做了一辈子的服装业务，而如今刘向拿了耶鲁的MBA，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到最后还是要加入没怎么读过书的爷爷的老行业。这的确让他爷爷直摇头，不知道他这个孙子是怎么落到这个地步的。但是，我跟刘向说，判断你的创业成功与否的标准跟以往的企业不同，就像咖啡店业务很老了但照样可以出星巴克这样的现代成功企业一样，关键在于赚钱模式；如果你只是通过今天卖一件一件衣服来赚钱，那的确跟传统裁缝店没区别，就是一种失败；如果你把你的跨国个性化服装制做业务的流程都能标准化，使其可复制性很好，也就是使生产规模能像星巴克那样不断地扩张，那么，即使近些年公司会亏损，但你的公司照样会值很多钱。换句话说，你赚钱的方式不在服装本身，而在于使你的公司股权很值钱，靠最后卖掉你的公司赚钱。”

　　全球化给中国、美国以及其它国家都带来机会，也给刘向这样的年轻人提供新的创业模式。但是，让陈笛没想到的是全球化是建立在这么多技术发明的基础之上，原先以为只要各国打开国门、自由贸易即是全球化了。实际上，运输网络与运输成本，通信网络与通信成本，还有有利于贸易自由流通的制度架构，这些加在一起构成了全球化的基础。

与女儿谈商业模式 — 之12:全球化下的创业机会

　　谈完刘向的跨国个性化服装制做商业模式，陈笛对中国的兴趣又多了些。原来，她的中文知识，还有每年去中国过暑假的经历，或许今后让她也能办自己的公司在中美之间经营。她1994年出生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州，从小在美国长大、受教育，所以，她作为美国人的定位历来很明确，以至于在她妈妈一提到中国就说中国多么、多么好的时候，陈笛会本能地要跟妈妈争论。这种争论慢慢地让陈笛对中国有一种很复杂的感觉，比如，我们全家每年暑假去中国，去多了，她就反问：“为什么我每年必须去中国？我是美国人，在学校的白人同学不用去中国度暑假，而就因为我是华裔美国人，所以就必须每年把暑假花在中国？为什么我就不能选择不去呢？”

　　这几年，围绕每年暑假去中国两个月的争论一直在升温，陈笛跟她姐姐一边，我跟她们的妈妈一边。随着她们越来越在意自己的同学和朋友圈，这种争论不会越来越淡，肯定会越来越尖锐。

　　不过，看到跨国商业机会、特别是在中国和美国间存在的商品价格差别之后，陈笛对学中文的兴趣增加不少。

　　陈笛，“全球化很有意思，看来，只要同样东西的价格在中美或者任何两个国家之间差别足够大，那么，在国家之间做贸易一定能赚钱，比如，在中国制造运到美国卖，或者，在美国制造到中国卖。这些创业机会都存在。”

　　“正是这样，今天全球化提供的机会与以前很不同。特别是产品市场规模被推到一个新的高度。以前我们谈过沃尔玛公司，原来它只是在美国各地开分店，把多数夫妻杂货店都挤掉。沃尔玛之所以能把这些小规模杂货店挤掉，是因为它的规模很大、客户数量太大，所以它能够要求供货商砍价，使沃尔玛具有很大的价格优势，把其它规模小的店子挤掉。2006年时，在美国，沃尔玛每周有一亿多客户来购物，但在美国之外的14个国家，有近3000家分店，也有一亿多客户。国内、国际销售网加在一起，使沃尔玛一年的销售额超过3500亿美元，这种全球化了的规模使沃尔玛能胜过任何竞争者，比任何竞争对手更有要求供货商砍价的能力，对供货制造商来说，谁能给沃尔玛供货，谁的产品销路就能立即遍及15个国家，两亿多顾客。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哪家公司不能在国际市场上做跨国销售，或者不能在全球范围内找最便宜的地方生产制造自己的产品，那家公司就会被竞争对手挤掉。”

　　陈笛，“行业内的竞争不是历来就有吗？”

　　“是的，不过，原来规模的因素没有这么强过。还是以刘向的跨国个性化服装公司为例，上次我们谈到，刘向以55美元左右的价格向美国中产阶层提供量身定做、个性化的衬衣，以外包到中国制造、以规模化经营为其商业模式。他这样做，就立即对美国现有的男士正装专店够成威胁。男士正装行业历来当然有竞争，但以往的竞争都是在美国各地方本地人之间的竞争，那些男士衣服在本地制作，又只在本地的小社区里销售，也没有连锁，所以，在成本和规模上都处于劣势。最近，刘向在跟哈特福特（Hartford）上的一家男士正装店在谈，希望由刘向给他们提供定身制造的衬衣。但问题是，这家店子现在连先做好的成衣衬衣也卖120美元一件，那他们怎么愿意帮助刘向销售量身定做而价格才55美元的衬衣呢？如果他们愿意帮刘向做销售，这等于是把现在的成衣销售义务给毁了；而如果他们不与刘向合作、坚持以120美元的价格销售现有的成衣，那么，来自刘向的价格更低而又是定身制作的正装会把他们慢慢挤垮。”

　　陈笛，“那最后刘向跟他们如何谈呢？”

　　“最后，他们找到一个折中点，让这些男士正装店以80美元一件卖刘向的个性化衬衣，其中40美元给这些零售店。这样，他们当然要牺牲掉原来120美元一件成衣的业务，但好处是，由于这些价贵的成衣原来销售本来就很少，所以牺牲不是太大，现在是量身定做而且还便宜，销售量肯定要大增。这样，刘向希望找许多家男士正装店帮他代销，以此拓广销售渠道。这种安排让刘向在每件衣服的利润上做出不少牺牲，暂时赚不了什么钱，但是，这让他在市场规模上能很快打开局面，等有了规模和品牌后，他可以提价，也可以减少运输等方面的成本，并跟那些代销正装店重新谈判。”

　　陈笛，“在学校，我们老师讨论到全球化跨国贸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些外贸，特别是把衣服制作、商品制造都外包到中国、印度后，使美国相应的行业失去许多工作机会，比如，你刚才讲到的这些制衣店、成衣店的工作机会。所以，他们认为这种全球化对美国不一定有好处。”

　　“从表面看，好像美国的制造业的确在失去许多就业机会。比如，我们以前住过四年的哦亥哦州，那里曾经是美国汽车制造业、机械制造业基地之一，几乎所有的大小城市都有一些制造厂。可是，在过去十几年，这些制造业工厂相继关门，都往中国的东北、浙江、江苏迁移。结果，哦亥哦州许多工人失业了，到今年总统选举，哪个候选人反对全球化国际贸易，那个候选人在哦亥哦州就能赢，这涉及到许多哦亥哦州人的饭碗问题。原来那些制造业企业的老板，现在基本都转变成了机械制造品的国际贸易商。比如，现在每次我从中国返回美国的飞机上，经常能碰到从中国回哦亥哦州的汽车配件贸易商，他们会告诉我，过去他在哦亥哦州有汽车配件厂，但现在都搬到了中国，在中国东北生产同样的汽车配件，运输到北美，再卖给通用、福特或者那些汽车修理厂。这样，他们就成了中间贸易商。这种安排其实很有道理，因为这些哦亥哦州的中间商一方面熟悉这些汽车制造公司、汽车修理行，有销售渠道，另一方面，他们有过自己的汽车配件厂，熟悉这些技术，所以，两边都合适。这种在全球范围内的专业分工不是很好吗？”

　　陈笛，“其实，我觉得这种跨国贸易安排对美国社会非常有好处。对哦亥哦州的人来说，他们可能失去了工作，这是不利的一面，但是，更多的美国人可以买到更便宜的汽车、汽车配件。比如，像刘向的个性化衬衣只要55美元到80美元，而有的不是量身定做的成衣还要120美元一件，所以，有了刘向的公司以后，更多美国人不是可以付更少的价格，但能买到更合身、式样更有个性的衬衣了吗？这些节省下来的钱不是让美国人用同样的收入买到更多的消费吗？所以，国际贸易好不好，要看对美国社会总体的影响如何，不能只根据对部分群体的影响下结论。”

　　“当然，问题还不只是在美国。在中国方面，也有很多人抱怨、反对全球化。好像参与全球贸易的各国都在说自己从国际贸易中吃亏了，世界上的事有时真好玩，好像谁都吃亏了。中国方面的抱怨是，卖出去的东西太便宜了。比如说，一件衬衣在美国可以卖55美元，而中国的制衣厂才拿15美元，所以他们觉得这是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剥削。特别是，有人计算了一下，要8亿件衬衣的利润才能够买一架波音飞机。”

　　陈笛，“这种指责站不住脚，如果说美国方面抱怨这种贸易是因为美国丢掉了工作机会，那么，中国社会不是得到这些就业机会吗？这种贸易给中国带来许多就业机会。其实，我觉得，不能以这些衬衣在美国能卖多少钱来看中国制衣厂得到的收入，是多还是少，而是应该以在中国当地同样的衣服能卖多少钱为标准，也就是以中国本地的劳动力成本和其它成本为参照标准，因为如果没有跨国贸易，中国的制衣厂本来也无法得到美国的价格，所以，不能以美国方面的价格来判断中国制衣厂得到的是太多还是太少。”

　　“这当然是一个很经典的问题。以前，我们中国人从来就不觉得商人创造价值，因为很多人总认为只有创造东西的活动才是在创造价值。那么，如果国际贸易商只是把东西从中国运到美国，这中间又没有多生产出任何衣服或者机械品，如果这些商人公司也赚钱，那不是在不劳而获、在剥削吗？他们创造价值吗？”

　　陈笛，“我认为他们也在创造价值，甚至是很高的价值。比如，刘向的公司实际上为中国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为中国增加就业，也直接让中国工人和工厂的收入更高些。在美国这边，美国人为同样或者更好、更合身的衬衣，只需要付出更低的价格，这实际上给美国家庭带来更高的真实收入。所以，中美两方的老百姓都受益，而这些受益即为刘向所创造的价值。结果是，中国社会、美国社会、刘向的公司三方面都赢。”

　　中国有句俗话，“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全球化在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得到的名声似乎就是如此，大家总体上都从中得到好处，但谁都要骂娘。实际上，在今天的国际秩序下，任何国家如果不愿意参与全球贸易、要退出，都能自由选择退出。既然在不是强迫的情况下还愿意留在其中，那自然说明是对自己有好处的。好在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

　　这次跟陈笛的对话，更多是我问、她回答。让我吃惊的是，在没有受过经济学训练的情况下，她对国际贸易、对市场交易的理解还这么到位，看来市场经济的原理真是天然的，只要有一些悟性，就能领会到。陈笛说，她的天生兴趣就是要赚钱。看来，只要具备这个兴趣，对市场、对商业的理解就顺理成章了，而全球化又让她感受到她们这代人的无限商机。

与女儿谈商业模式 — 之13：杰克如何去中国办公司？

　　我这一生很幸运，在耶鲁大学做教授，经常有机会认识来自各国各界的出色人物，除了听讲他们的学术研究、政策观点、文学艺术创作、社会政治思想外，也能聆听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差不多每天有许多报告会、研讨会、讲座等等。

　　 我们以前总想，人一旦满足温饱之后，难道还有别的诉求？人再富，也不能说“因为我有钱，所以，我每天吃八顿饭；即使是夏天，也要穿十层衣服；尽管黄金对人体有害，但我还是要在饭里放黄金；或者，虽然我同一时间只能开一辆车，但我要买上20辆好车，并同时都开着”。正常人都知道，只有疯子才这样做。那么，吃住行生活挑战、父母家庭养老等需要都满足后，甚至给后代也可以留下足够财产之后，工作、生活的意义还在哪里呢？

　　 3月25日，回到家，我跟陈笛说，“今天，在耶鲁管理学院，有一位叫杰克（Jack Perkowski）的先生来讲座，题目是《管理巨龙：我是怎样在中国创建亿万美元公司的？》（Managing the Dragon: how I’m building a billion-dollar business in China）。杰克是我过去在北京见过好几次的老朋友，也给我的MBA学生讲过课。他的经历非常有意思，一句中文也不会，但是，自1993年至今，一直生活在中国，住在北京。这些年，他一直致力于创建‘亚新科工业公司’（Asimco Technologies），公司去年销售收入5亿美元，他自己的财富也早超过几亿美元了，真了不起！”



　　杰克的经历

　　 陈笛，“他不懂中文，怎么能在中国工作、生活呢？难以想象。”

　　 “杰克的故事简直让人难以相信，但是，他的故事也很能代表美国文化，说到底，在人的收入水平足够高之后，生活的意义更多在于成就感，特别是超出常规的成就感，就是所谓的‘乐在其中’，而不只是最后赚钱多少。杰克的家境再普通、再百姓不过了，他爷爷于1900年从波兰移民到美国的匹兹堡，做煤矿工人，父亲原来在匹兹堡的一家机械制造厂做工人，母亲在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做普通接线员，父母没上过大学。杰克在匹兹堡上的中学很一般。只是他喜欢橄榄球，在中学橄榄球队打得很出色。所以，1965年高中毕业时，被耶鲁大学录取，并拿到耶鲁的橄榄球奖学金，进入耶鲁读书。对于他们家来说，这是万万没想到的。”

　　 陈笛，“是啊，我也想进耶鲁。如果能进，我也会非常高兴。”

　　 “不过，你比当时的杰克要幸运多了，因为你现在就生活在耶鲁大学周围，也上非常出色的中学。相比之下，杰克的父母非常普通，是蓝领劳动阶层，很难给他太多关于知识世界的帮助。杰克从耶鲁毕业后，去了华尔街的一家叫‘Morgan Guarantee’的公司，也就是现在的摩根大通银行，在那里工作两年。1971年又去哈佛商学院读MBA，学习工商管理。”

　　 陈笛，“他读完耶鲁后，为什么还要去哈佛商学院读书呢？”

　　 “在耶鲁读的是大学本科，你知道，耶鲁本科教育是注重全方位的基础教育，人文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数学与工程等等各方面都要学，目的是首先教每个学生怎么做社会中负责任的公民、怎么独立思辨，让他们对自然界和社会、历史都有些了解，也就是所谓的通识教育，而不是教学生具体的谋生技能。谋生技能，或者在任何专业学科的深入研究，这些是大学毕业后、读研究生时期的任务，MBA就属于研究生学位。实际上，耶鲁本科教育的定位很简单，我们总说，如果从耶鲁大学毕业时任何本科生成了哪个领域的专家，我们会觉得那是耶鲁本科教育的失败，因为我们不希望任何本科生太窄地专注一门学科，而是希望每个学生全面学习。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耶鲁毕业生，工作一、两年后，再去哈佛读MBA，这样他们把耶鲁、哈佛的光都占上。”

　　 陈笛，“那么，杰克读完MBA后，去了哪里？”

　　“还是回到华尔街，去了一家叫‘Paine Webber’证券公司工作，这家公司现在已被并到瑞士银行了，但当时是一个很出色的华尔街公司。他在那家公司的投资银行部工作，简单说，他的任务是帮助那些需要资金发展的企业融到资金，比如，如果常州天合太阳能公司需要一亿美元资金扩建工厂，那么，他们可能去找投资银行，由投资银行家帮助天合找到投资者，谈好价钱，也就是谈好这一亿美元可以换成多少天和的股份，也安排好其它的投资条件，然后，在投资银行家的撮合下，投资者把这一亿美元汇给天和，而天和把股票发给投资者。投资银行家只是中间人，把资金的需要方与提供方凑合到一起，做成交易，他们赚中间人佣金。投资银行佣金通常是所成交投资额的6%，意思是，帮助融资一亿美元时，投资银行家要赚取6百万美元，这相当不错。这也是为什么许多耶鲁MBA和本科毕业生都相望去投资银行工作，那很热门。如果帮助融资100亿美元，你能赚6亿美元，这样的事谁不愿意呢？

　　“刚到Paine Webber时，杰克主要做私募股权销售，也就是说，帮助那些股权还没有上市交易的私人公司融资，他的任务是把那些私人公司的股权卖给私人投资者，比如他帮助过你以前喜欢去的海洋世界公司发行股票。从1973年开始，杰克做投资银行业务。九年之后，他被提升，去负责该公司的房地产行业融资部。上任两年内，杰克先生即把房地产投资银行部的利润增加到占整个公司投资银行收益的40%。正由于他的成功，公司看到他的能力，1984年让他接管整个公司的投资银行业务。接下来，公司投资银行利润在两年内翻倍，第三年再增加50%，第四年增长30%。可是，到1987年10月，美国股市发生大崩盘，对投资银行业产生很大冲击，使Paine Webber以及杰克的工作难以继续下去。”

　　陈笛，“不过，杰克到那时已经做了15年的投资银行家，应该赚了很多钱，他怕什么呢？”

　　“他的确不用怕。他当时已经是Paine Webber公司的高管之一，也是董事会里的董事。1988年底，他跟几个朋友一起成立并购私募股权基金，其目的是从许多投资者那里募集资金，然后，用这些钱去收购很有价值潜力的公司，换句话说，他们希望用自己对经济或者行业走向的判断力，以超过别人的能力去挖掘那些被忽视的价值公司。把这样的公司买下来，将其整合、重组或者改善其商业模式，整顿好之后再把这些公司出售，或者让公司股票重新再上股市交易。杰克他们的想法，是希望赚取卖出时跟和买进时的差价，以此获得投资回报。可是，一年后，他们放弃了。”

　　陈笛，“为什么会失败呢？这听起来很好的商业理念，他们又有融资能力，如果能找到好的价值公司投资，那不是很容易成功吗？”

　　到香港去淘金

　　“问题是，当时，有太多从华尔街退下的人都在做并购私募股权基金，就像现在中国也到处是私人股权投资基金一样，大家都去抢同样的价值公司，结果使这些公司的买价越抬越高，收益回报越来越低。到1990年，杰克先生41岁，已经有了19年华尔街投资银行经历。这个时候的杰克已经赚了很多钱，身价早已超过数百万美元，他的财富已经是他父母一辈子都无法想象的。吃住行，过任何正常人的生活，对杰克来说，已经不是问题。到这个时候，也就是人到中年了，杰克开始想：我下半辈子要做什么？显然不只是要赚钱，因为赚钱在哪里都能做，并且许多人都能做。而他更想做一件重新定义人生的事业。他想，上半辈子的工作是为了谋生，也为了积累经验，但下半辈子必须做一件体验人生的事业。

　　“并购基金的失败让他意识到，如果只是做一件‘人做我也做’的业务，那是难以成功的。如果要真正成功，则必须抓住某种大方向、大趋势，然后在别人还没有完全认识到的时候，你超前别人一步，进入那个行业。这样，等更多人也认识到的时候，你已经先到了，你才算大成功。正巧，就在杰克琢磨世界上下一个大机会在哪里的时候，他偶然看到《商业周刊》杂志刊登的一篇对美国财政部长的访谈，内容是关于香港的发展前景，其中有段话对杰克特别有吸引力，那位财长说，‘如果我才40岁，我就会搬到香港去！’杰克想，我正好41岁！为什么这位财长对香港前景那么看好呢？看来，他话后肯定有因。但，问题是，杰克从来没有去过亚洲，更没有去过香港、中国，在耶鲁读书时也没学过香港历史、中国历史，更没学过中文。所以，香港对他是个迷，这下也好，他开始找到许多关于香港的资料，研究起来。

　　“1990年10月，杰克跟他的朋友比尔一起，启程去香港，开始他的第一次亚洲行。当时想，他们去干什么呢？去之前，他们订出一份很简单的商业计划：既然亚洲占世界人口40%，发展潜力当然最大，所以，发财机会也自然在那里。另外，他们想，美国和欧洲的平均年龄接近40岁，而亚洲的平均年龄30岁不到；不是说，一般的社会都是老年人存钱、年轻人花钱吗？如果真是这样，年轻人比例很高的亚洲社会不就有很多的消费需求，那不就有了巨大的增长空间吗？---- 尽管后来他们发现真实的亚洲社会不喜欢消费、而更喜欢存钱，他们当时真的是这么想。事后看，当时的他们是多么天真。带着这些想法和一股满腔热情，他们去了香港。”

　　陈笛，“他们为什么了解这么少呢？不是有很多书和研究报告吗？”

　　“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读书不如去实地考察了。尽管我们每年去中国，但是，对多数美国人来说，他们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去，对亚洲的了解也只能停留在媒体和书本了。到香港之后，他们发现人们都在谈论中国的机会是如何、如何好，这一点让他们又很吃惊，因为他们在美国时很少听人谈到中国的投资机会。这一点在今天看来可能很难理解，但是在1990年，情况的确不一样。由于他们起初没打算去中国，但是，在香港听到这么多人谈到中国的商业机会是多么、多么好之后，他们忍不住坐着火车到香港跟深圳交界的地方，占在香港那边的山上，向中国境内遥望了一个小时，那次遥望的确增加了他们的好奇，也让他们更想去亚洲试试。”

　　搬到中国开公司

　　陈笛，“看来，杰克的中国经历很有戏剧性，我以为人的生活历程更多是经过仔细思考、计划的。或许，这种没有计划的生活更有意思？”

　　“1990年底，杰克回到纽约，接下来的一年又去过香港几次。最后，他感到，如果要在香港发展，就必须身在其中；假如人在美国，那很难感受到、很难抓住机会。就这样，1992年，杰克打起家当，搬到香港。这一年也是他一生第一次到中国的一年，因为听到这么多人谈论中国的机会后，他实在憋不住了。一开始，他家在香港，但有时飞去中国。这十几年里，他到过中国不止五十几个城市。

　　“不过，虽然中国题材很热，但对于他这个中国外行来说，能去做什么呢？杰克知道，自己的强项是投资银行，也就是他有许多投资者网路、有许多资金来源，而中国的发展又需要很多资本，这两者合在一起必定是极好的组合，只是他不知道哪些行业、哪些项目最有前景。当然，杰克可以组建一个投资基金，把钱分投到许多行业的众多项目上，这样可以分散风险。可是，杰克觉得这样不是很理想，因为他认为，如果分散到太多行业，那么，不管在单个行业里的投资有多少，他照样要花同样多的时间去分析、跟踪那个行业的发展趋势，要做很多的研究投入。关注的行业多了，弄不好，到最后他可能对任何行业都不了解。于是，他决定集中在一个行业投，通过在那个行业投资许多公司，最终让自己成为那个行业的龙头控股公司。”

　　陈笛，“问题是，如果集中一个行业，万一对那个行业判断错误，或者那个行业出现问题，他的基金不就难以做下去了吗？这种单一行业的投资商业模式，风险也很大。”

　　“所以，行业的选择非常关键。1992年年中，一个偶然机会，杰克先生被邀参加《欧洲货币》在上海组织的一次会议，那也是杰克第二次入境中国。正置他在思考、寻找一个中国行业去重点投资的时候，在那次会议上，德国大众汽车一位高管的报告给他极大的兴奋，那位德国经理说，他们非常看好中国的轿车市场，认为中国正在增长的中产收入阶层会带来巨大的汽车需求，德国大众的未来收入增长应该主要来自中国的国内市场。等到这位经理讲完，进入问答期，一位听众问，‘大众汽车在中国扩大生产和销售的最大挑战是什么？’那位德国经理回答说，‘最大的问题是保证高质量汽车零部件的供应’。这下好了，杰克的商业灵感就有了，‘我要成为中国最大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商，甚至要成为全球最大的零部件商！’

　　“就这样，1993 年初，杰克先生选定中国汽车零部件行业作为其集中投资的领域。1993 年前 9 个月，他和团队走访了 40 座城市里的 100 多家工厂。亚新科集团于 1994 年 2 月正式成立，首期从境外融资 1 亿 5 千万美金。在1994至1997年间，共建立 11 家合资公司，其中对几家核心汽车零部件企业的控股收购也在这一时期完成。到今天，共有17家零部件生产基地，分布在中国的湖南、安徽、四川、湖北、江苏、广东、山西、北京和黑龙江，也有55个销售网点，包括一些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网点。他们的发展战略是，先在中国建立生产制造基地、发展中国境内的销售市场，然后将销售网扩大到全球，成为全球化的直接行动者。“

　　陈笛，“他们为什么把生产基地分散到这么多省份，这不是不利于管理、增加管理成本吗？”

　　“是有这一问题。但好处是，由于销售市场遍及全国，也到国外，不同地方生产，不是也能就地销售、减少运输成本吗？再者，现在中国的高速公路、铁路网络很发达，异地运输不是问题，运输成本也下降了很多，这些已把中国各省之间的心理距离大大缩小。正因为这些交通运输技术，加上手机等通信技术，不仅各省、甚至各国的工厂和销售办公室能连在一起，成为一个公司，而且全球化不只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非常可行的现实。这些新现实的确给人们带来全新的商业机会，更加出奇的人生经历、人生体验。你现在知道为什么妈妈要你学好中文了吧？”

　　杰克的故事，他的商业模式，给我和陈笛很多启发。他没有学过工程技术，更没学过汽车制造，但今天已经利用他的华尔街融资网络，还有在中国和美国等地的销售网络，创办了价值超过十亿美元的中国公司。原来，全球化带来的机会可以有这么多不同的形式，也存在于不同的行业，真是学不完，用不完。

　　对于杰克来说，从他的言谈和讲座中，我能充分感受到他对自己人生经历的满足，特别是他对几乎纯属偶然的“中国梦”的满足，这一切当然是1965年身在匹兹堡的一个普通高中毕业生所无法想象到的。让他最为欣慰的不一定是赚了多少钱，而是回过头看，在“中国热”还没起来的1992年，在他还从来没去过中国的时候，走在别人前面，选择把家搬到香港、随后搬到北京，尽管事前看那是多么莫名其妙！或许，这就是超出赚钱之外的人生意义。

与女儿谈商业模式 —14：为什么谈商业模式？

　　至今，《与女儿谈商业模式》已有13次，这些文章大体反映我跟陈笛的许多对话内容，只不过为了便于读，在写下时，对部分内容做了些补充。看到这些对话，许多朋友在问，“为什么跟女儿谈商业，而不谈伦理、道德、《论语》、《中庸》？这种教育是否太重利轻义？”

　　 教育小孩当然是做父母的重要责任。但是，教子女的方式可以有多种多样。按照现在时髦的话说，也要与时俱进。这几年关于读经的话题炒得很热，许多人认为那才是最好的教育子女的方式和内容。我不这么看，原因很多，其一是《四书五经》的东西没有几个小孩能读懂，特别是对于像陈笛这些中文本来就不好的小朋友，就更难。

　　其二，这些经典所包含的价值体系已过时，如果你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在现代社会、特别是西方社会生活，那么，你能给他的最好礼物之一是不让他成为“儒家”人；这些年我见过不少来自中国、韩国、日本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学生和同事，我们这些人普遍表现得“中庸”、太“儒”，所以，在美国和其它非“儒”社会里特别吃亏，儒家压抑个人表现，而个人表现、主动表现又偏偏是现代市场营销所必需的个性和技能。我们常抱怨中国缺乏品牌，其中的原因当然与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有关，但同样重要的原因在于儒家文化崇尚的被动个性，在于压抑个人表现的儒家主张。为什么市场营销这个行当起源于美国？为什么在美国生活的印度人普遍比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更擅长市场营销，也比后者在公司高管层中更成功？“中庸”反对竞争、反对主动伸张自己的利益和权利，一个行为过于“儒”的人，只会被动地等待别人给他以本来就该属于他的东西，总是把主动权留给别人，而不是自己争取、保护属于自己的利益和权利。中国公司走出去营销、投资时，困难重重，原因也在此。你如果爱子女，就不要通过《论语》、《中庸》把他们的手脚束缚住。

　　其三，如果要教《论语》、《中庸》，到最后，又变成做父母的高高在上教训子女，而不是平等地交流、对话。“三纲五常”的主张不是人格平等，而是以年龄、性别规定的等级服从关系。

　　我跟许多朋友一样，小时候在农村长大。这种背景有些朋友会不愿意提起，但我自己从不遗憾。实际上，让我终身遗憾的，不是在农村长大的背景，因为那些经历造就了我整个人的基础，没有那些基础，或许我整个的人就是另一回事了。最遗憾的是从小到大，跟父母、兄长没有过真正的对话交流，就是那种跟自己真正谈得来的朋友才有、能产生共鸣、能让你感到近的对话交流。也就是说，我对父母、兄长都有独特的感情，只是那种感情更多源自他们对我的养育之恩、把我从小带大、供我读书，源自他们是我的父母、兄长，而不是靠对话交流、心灵沟通形成的感情。这种以亲情为基础的感情更多是因回报义务、“孝敬”责任所致，是没有选择的义务；相比之下，以心灵沟通为基础的感情更强调个人的自由选择，不是逼出来的，而是因为“谈得很开心、很默契”自然感受、建立的。

　　之所以给我留下这些遗憾，一方面是因为农村很穷，生存的挑战是每天面对的事，在亲情之间做心灵沟通、感情交流，那会是不现实地奢侈；另一方面，在“三纲五常”秩序下，也不应该在代际之间、在兄弟之间有平等的“心对心”对话，父亲在子女面前、兄在弟面前总要表现得威严，表现得不可接近，更不能表现得平等，前者可以大声训话，而小辈只有听话的份。在这种文化场景下，子女跟父辈、弟弟跟兄长间怎么能有真正的心灵沟通？让做子女的除了知道要无条件地“孝敬”、听从长辈之外，还能有什么空间去与长辈“心对心”对话、建立自愿的感情呢？由于年龄不同、生活阅历各异，这本来就使与父母、兄长的沟通很难，难以有共同语言，而“三纲五常”秩序真是雪上加霜。

　　正由于我自己的成长经历如此，在我做父亲后，下决心不要让女儿重复我的经历，宁愿让女儿感到我是她们可以谈心、平等交流的朋友，不要让她们感到我是威严得不可近的父亲。我一直以为，如果今后女儿只是因为我是她们的父亲才跟我联系，而不是因为跟我谈话投机，那会是一种失败。我和夫人的养老不需要靠女儿她们，即使发生病残也不需要她们的经济回报，所以，我们没有指望任何经济上的“孝敬”回报，实际上更多想到的是将来给她们留下多少遗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可不必对女儿来不来就行使做父亲的权威，对她们训话，而是想法如何跟她们沟通、接近。爱她们还来不及，又何必打骂她们、在她们面前表现得威严不可近呢？

　　所以，我一直试图找到女儿感兴趣的话题，找到她们的兴趣点，然后，针对她们的兴趣点去对话讨论，以此展开沟通。而陈笛恰恰又对两个话题最感兴趣：一个是如何赚钱成为亿万富翁，另一个就是世界历史。这下好啦，她算是天生幸运了，我们就有许多共同语言了。实际上，不管是什么话题，商也好，文学、哲学、历史也好，只要是女儿感兴趣的，都能围绕一个话题，展开传输做人的道德、伦理，而不是只能通过《四书五经》来传授做人的道理。而实际上，在我跟陈笛的交谈中，已多次涉及到伦理道德的问题、做人的问题。通过与陈笛的交流对话，也让我真正地学到，人的本性真的是很天然的，只要你对人、对社会有足够的敏感度并细心观察，即使像陈笛还没有学过经济学和其它社会科学，她照样能想到如何管理一个公司、领悟到不同商业模式的诀窍。

　　中美家庭模式比较

　　关于后儒家文化的中国社会如何重建的问题，这是一个大话题，以后慢慢谈。在结束这次不谈商业模式的文章之前，我们还是谈一种模式，即家庭代际模式。这也是一天早晨送陈笛、陈晓上学的路上谈的话题。当时，我就问她们，中美社会的两种家庭模式，哪种更好？答案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中国儒家的家庭理想中，父母生儿育女，是“养子防老”，是为了病残、意味损失保险，所以，等儿女长大之后，儿女必须无条件地“孝敬”、回报长辈，要在经济上和精神上回报老人，“四世同堂”则是实现这种代际经济交易的具体形式之一，也是儒家的理想境界。而“三纲五常”则是保证这种交易能执行、减少违约风险的具体文化秩序，其它关于“光宗耀祖”、祭祖、家庙、祠庙等等文化和形象建筑都是为了强化这些代际、家内交易契约的可执行性。通过这些价值体系和文化素质，儒家强调的是后辈对长辈的义务，是无条件、无选择、必须执行的义务。所以，儒家主张的是一种以“孝敬回报”(payback) 为主线的家庭模式，强调的是后辈对长辈的义务。

　　相比之下，美国社会强调的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责任，但子女成年后不一定对长辈有明确的回报义务。也就是说，一对夫妻可以选择不生小孩，但是，一旦他们选择要生，生小孩之后，就有义务把小孩照顾好、养大成人，有义务供他们上学、受教育。父母对后代的责任到小孩成年时结束，今天一般以小孩大学毕业未界，从此以后，后代要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不能再指望父母了，而父母对他们不再有任何义务了。之后，父母当然希望子女常来看望自己，但是，他们不会以道义强迫子女这样做；子女则可以选择常去看望父母、给予经济支持，实际上，许多美国子女也的确这样做，但，他们没有义务这样。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父母很在乎跟子女的交流，以这种方式让子女小时候起就“恋家”、念父母。所以，美国社会主张的是一种以“利益下传”（pass-down）为主线的家庭模式，强调的是父母对子女的责任，而不是子女长大后对父母的义务。正由于此，美国社会没有“三纲五常”这种压抑个人权利、抑制个人自由空间的文化体系，父母也用不着逼着子女时时刻刻都得听自己的话，喜欢父母是自愿的、是可以选择的。

　　这两种模式，哪种更好呢？陈笛当然说她更喜欢美国的家庭模式，这似乎不奇怪，因为这对她最有利。但，为什么现代社会都朝着美国这种模式逼近呢？

　　我说，可以这样理解美国家庭模式的逻辑，由于小孩在被怀胎、出生前是没有选择权的，而父母则有选择权，他们如果不愿意承担养育小孩的责任，完全可以选择不生小孩；但是，如果在知道这种养育责任的前提下他们还是选择要生，那么，他们就必须接受这种责任。从这个意义上，把责任主要压在父母的身上，是公正的，对父母、对后代都合理。虽然美国模式下子女没有照顾、爱护年老或病残父母的义务，但这并不意味美国的老人就没人管，因为这种模式下父母往往在子女很小年龄时就尽量与他们交流、培养自愿的感情，通过经常性的家庭度假、聚餐维持家庭感情，这样，长大后的子女还是会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的。

　　相比之下，在儒家的家庭模式下，虽然来到人世间的子女在自己出生之前是没有任何选择的，但他们从小开始就受到“三纲五常”等社会秩序的约束，必须方方面面遵守儒家社会秩序的规范，成为儒家家庭和社会“大机器”中的“螺丝钉”，没有自我、没有个人身份，但却要无条件、无选择地接受“孝敬”长辈、听从长辈的义务，而且这种义务不管你自己也成年或者自己也是五十岁的人了，一辈子也摆脱不了。这真是一种对被动地来到人世间的子女的不公正，他们要没有选择地接受这一辈子也摆脱不了的责任。

　　 好就好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要恢复儒家的传统也难，在自己的未来经济安全、生活需要都能通过保险、养老基金、投资基金等金融品种安排的今天，我们有条件把自己的家庭从经济利益交换的功能中转变出来，让家庭重新定位在感情交流、心灵沟通的功能上，以能够跟子女在任何话题上的平等交流沟通而欣慰。

与女儿谈商业模式 —15：“无股权不富”

　　“陈笛，长大后你想做哪行？我知道，你的目标是二十岁成百万富翁。可是，做哪一行最适合你成功呢？”

　　陈笛，“以前谈到过做电力、能源公司，但你说那些行业政府管制多，不容易自由创业。不过，我一直想创作儿童漫画，写成可爱的漫画书，然后，再根据这些漫画延伸出许多服装、玩具、文具用品等产品，就像迪斯尼那样，延伸出整个相关的产业。特别是，这些书、玩具、文具不仅可以先是英文的，同时可以翻译、调整成中文、日文、德文等等。 这样，不就有很大发展空间吗？”

　　“这很好，看来，今年暑假你可以开始设计、写作漫画书了。不过，也许，你也可以考虑今后办基金管理公司，成立股权基金，吸收个人和机构投资者把钱委托给你，帮他们用钱赚钱，这样，你也能成亿万富翁。”

　　陈笛，“但是，那种工作听起来不太让人激动，就只是做股权买卖投资？”

　　“以前，中国有句俗话说，‘无商不富’。这话说的有道理，只是传统的‘商’最多只能带来小富，比如，即使你搞异地贸易，从一个价格低的地方买下货，运到价格高的地方去卖，就像刘向从中国制作衣服、然后到美国卖一样，一件衣服能赚毛利10美元、20美元，10万件衣服才能赚100万、200万美元毛利，但是，这中间成本也很高，卖10万件衣服也不容易，到最后去掉成本，不会剩下多少利润。传统的餐饮业也如此。换句话说，这些靠卖东西、卖服务的传统商业，本身可以赚钱，总比一般工薪职业者能赚更多钱，但是，这些传统的经商做法只能成小富，成不了亿万富翁。”

　　陈笛，“那你的意思是，怎样才能成亿万富翁呢？”

　　“现在,中国的俗话‘无商不富’，应该改成‘无股权不富’，至少是无股权难以‘大富’。差别在哪里呢？传统商业都是以卖产品、卖服务赚当前的钱为特点，这样你得一天一天地去赚、去累计，但毕竟人的实际生命有限，每天的买卖赚得再多，一辈子也就只有这么多天，而且还有生病、节假日等等。但是，有了股权交易市场之后，比如股票市场，财富增长的空间就根本改变了，因为在正常情况下，股权价格是未来无穷多年的利润预期的总值，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公司办成功了而且职业化的管理也到位，那么，这个公司就具有无限多年生存经营下去的前景，拥有这个公司的股权等于拥有了这种未来无限多年收入流的权利。当你卖掉这种股权时，等于是在卖出未来无限多年的利润流，这就是为什么靠股权赚钱远比靠传统商业利润赚钱来得快，财富规模来得大，你想，一个人靠自己一天天地累积利润，靠自己的长寿来最大化个人财富，怎么能跟一个通过股权交易能把未来无限多年的利润今天就变现的人比呢？后者的利润总和是不受自然人的寿命限制的。”

　　陈笛，“你是说，这就是为什么盖茨、李彦宏、施正荣能二十几、三十几岁能成为亿万富翁？”

　　“是的。不过，自己创办职业化管理的公司、培植公司无限多年生存下去的能力、从而使股权具有极高价值，这不是唯一实现‘股权致富’的方式，办投资基金公司、做股票投资者也能做到这一点。比如，今天美国最大的证券基金管理公司---富达投资基金公司(Fidelity)，它今天管理近两万亿美元的财富，也由于该公司的成功，他的主要创始人约翰森先生家族早就是亿万富翁。为什么这个公司能这么成功？其背景是什么？

　　“最初的富达基金成立于1930年，但由于之后的经济大萧条，证券基金没有起色，难以募集到个人或机构投资者的钱。1943年时，约翰森先生接手负责管理该基金，到1946年，其管理的资金总额才1300万美元，不是很大。在那种情况下，很难说富达基金公司的前景怎么好，连当时整个基金管理行业的前景都暗淡，因为到那时为止，人们还不知道证券投资基金是咋回事，即使人们有点钱，也会觉得自己买卖股票就行了，为什么要找专门的投资家去代他们做投资呢？整个投资基金业的立足点还没找到。”

　　陈笛，“那么，后来的发展是怎么出现的呢？”

　　“对富达基金管理公司最大的颠覆性事件是，1952年它聘用蔡志勇先生。这简直是传奇式故事。蔡先生1929年出生在上海，读完高中，l946年只身赴美国留学。1952年他在波士顿大学念MBA学位，还没有读完学位，就于当年决定去富达公司做周薪50美元的初级分析员工作。1957年，因为蔡先生的建议，富达基金公司决定推出一只叫‘富达资本基金’(Fidelity Capital Fund)，并由蔡先生做该基金的投资总经理。

　　“蔡先生的最大突破是改变富达以往保守的投资方式，也就是，原来的富达基金主要是投高分红的公司股票，在蔡先生看来，买这些股票就像买年利率固定的政府公债一样，一年到头主要靠分红赚钱，跟政府公债、跟银行存款的年利息差不多，这样风险是小，但是，这种股票让你永远也富不了，他觉得这种投资基金等于是在跟银行存款竞争，没有意义。他认为，真正能体现股权投资价值的是那些具有巨大增长潜力的公司股票，那种公司才是股权投资的意义所在，否则还不如把钱存银行！那些具有高成长型的公司，它们未来无限多年的收入预期会几乎是无穷的高，那么，这些公司股票的未来收入预期的总值也几乎是无穷大！投资这样的公司才是真正的致富之路！所以，他管理的富达资本基金只投他看好的高增长型股票。结果，他的基金投资回报每年超过50%，这简直是奇迹，很快地该基金吸引了许多个体投资者的钱，基金总值几年内上升到10亿美元，成为当时美国最大的证券基金。也因此，富达公司的形象和品牌在美国轰动，成为美国基金管理业名誉最高的企业。也正因为蔡先生的投资理念，整个证券投资基金业找到了区别于银行的立足点，那就是，不是让投资者赚稳定的保值型红利收入，而是给他们提供‘股权致富’的选择！这样一来，富达投资基金公司就有了后来快速发展的立足性主题了。”

　　陈笛，“不过，公司分红的红利收入不是也很好吗？那种红利看得见、摸得着，也很安全，这不很好吗？”

　　“这就看你追求的目标了。如果你想为已到手的钱保值，要稳定性收入，高红利的公司当然好，可能比存银行好一些，但是，这不是‘股权致富’的路！比如，在1926年时，如果你把一万美元投资到美国政府公债，然后将每年的利息加本金再重新投入新的政府公债，到今年，细算一下，那一万美元增长到79万美元，这数字不小吧？只是如果从1926年开始，把这些钱年复一年地投到成长型美国小公司股票中，那么，那一万美元今天就增值到1亿5千万美元了，你今天就成了亿万富翁了！这个例子是根据真实数据得到的，你看，是投资高增长型股权、还是稳打稳地买国债或者存银行，最后的致富结果有天壤之别！

　　“所以，只要你专门挑选有增长前景的公司，不管它有没有有形资产，投资股票或者办股票投资基金，也可以让你享受到‘无股权不富’、‘股权致富’的好处。相比之下，如果你投那些高红利收入型的公司股权，那种股权更像银行存款，只能漫步走，不是致富型，而是保值型的。高增长型公司才是股权致富的意义所在。”

　　说完这些，有一个关键问题没涉及到，就是，传统中国也有股份合伙企业，那些股份虽然没有活跃交易市场，但不也是可以买卖吗？为什么以前就不能以“股权致富”？这就涉及到现代和传统社会的核心差别问题，亦即产权保护体系和契约交易（证券交易）所要求的配套制度架构问题。首先，一个公司的管理是否能够足够职业化、非人格化？这决定公司的寿命是否能超过创始人的生物寿命、是否能“无限地”活下去。如果公司的管理不能与创始人、主要股东的自然人格脱离开，如果公司的利益和股东的不能分开、公司没有独立的“法人”人格，那种企业就没有自身的独立生命，顶多是自然人为了小打小闹的短期生意而设，企业的生命跟创始人的生理寿命捆绑在一起。

　　就以费孝通、张之毅先生写著的《云南三村》中的玉村为例，1943年当张先生回访玉村考察时，他发现玉溪旧有富商基本走向衰败，说，“我们看过以上玉溪四户富商之家的衰败情况后，最深刻印象是像文兴祥、冯祥这两位本人兴家的人一经死去，商号即因无人经营而停业。…… 由于本人在世经营商业时，家中兄弟子女等家人，几乎都是闲散过活，并多有烟、赌等不良嗜好，以致家人中没有一个成器的，所以本人一死，一家即后继无人。”当然，费、张两先生谈的情况含义甚广，为什么文兴祥、冯祥这些创业者在世时没有培养“接班人”？公司的管理显然没有程序化、非人格化；为什么除了自己的亲属、亲戚外不能在更广泛范围招募职业化经理？从这个意义上，基于血缘、不超出血缘的儒家文化是“股权致富”的文化制度性障碍。--- 这个问题当然很大，另文再谈。

　　其次，即使企业能够发展到非人格化管理、进而能够无限多年地生存下去，也就是说，利润流可以是无限地长久，那么，企业的股权作为一种长期产权是否能得到保护，这极为关键。如果产权（特别是无限长久的产权）的所有者得不到保护，那么，公司的生命不管有多长，其股权还是难以有交易市场，至少没有人愿意出高价，就也不会有“股权致富”的通道。

　　最后，股权的交易市场必须足够的广泛，交易成本必须足够低、交易量足够大，否则，股权没有流动性，价值不会太高，“无股权不大富”就难以成立。所以，法治和产权保护体系是一个社会能否从简单的“无商不富”过渡到“无股权不大富”的基础。

　　这些内容对陈笛有些难度。不过，通过以前许多案例的讨论，她总体上还能知道这些差别。只不过，至今为止，她还是不认为办股权投资基金公司是个“正式”的事业，总觉得那不够“实”。

与女儿谈商业模式 —20：家族企业如何接班？

“陈笛，如果斑马资本公司将来成功，假如由我们从Ibbotson先生手里把股权也接过来，等我退休，你会愿意接手掌管公司吗？”

陈笛，“你的意思是说，一旦斑马公司成为我们家的企业，我是否愿意在将来接班？”

“是的。如果你要接的话，你将来就要学投资基金管理，也要学会如何管理企业。不过，这不是一件坏事，因为现在看，做基金管理是一种收入很高的职业，你帮客户理财投资，不仅赚基本的管理费，而且帮客户赚钱时，你还能参与分成，跟客户二八开。”

陈笛，“那是说，拿客户的钱去投资，每赚10块钱，我得2块、客户得8块？”

“对。特别是，随着中国、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都越来越富有，大家的钱会越来越多，这些钱往哪里投呢？总得找人帮他们做投资管理吧？所以，将来投资理财行业肯定前景极好，今天的基金管理公司日后增长机会一定非常多。”

陈笛，“不过，我还是想从事别的创业。可不可以这样，你晚些年退休，等我将来成家，让我的儿子长大，由他接手你的公司？”

“那要等到哪年？”

陈笛，“你看，我现在14岁。假如我28岁生小孩，等他到30岁，那总共还有44年。也就是说，等你到90岁再退休！”

“你说的倒好，妈妈可能不会同意我那么晚才退休！那怎么办呢？关于家族企业的接承，这是一个经典问题。以前我们谈到，中国人说‘富不过三代’，也就是说，父亲创业成功了，儿子接过来，十有八九会失败；即使儿子不失败，也很难到孙子辈。所以，财富到了第三代就基本走向没落，这就是‘富不过三代’的诅咒。”

陈笛，“或许你可以先退休，但是在我儿子长大接手之前，我们继续拥有公司的股权，只是雇用一个能力强的人来管理公司的日常业务，由他们经营一些年，作为过渡期。这就像你上次讲的，说要吸收第三方机构投资者、基金公司成为斑马公司的股东，让他们能够监督斑马公司的运作，并在公司出现困难时出面帮助。所以，雇用外面的人来管理我们家的企业，应该是一个好办法。”

“问题是，你雇用外面的职业经理人来帮你管理企业，怎么能保证他们能为你的利益最大化服务呢？就像你以前看到Dunkin Donuts的员工做事无所谓一样，你付6个面包的钱、她给你10个面包！而如果是雇人来帮你管理整个公司的方方面面，你就更是把公司的资产以及未来都交给了别人，这样，你能放心吗？所以，在创业成功后，如何为家庭企业找到既有能力、又信得过的接班人，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由自己的后代或者亲戚接班，是可以解决好信任的问题，由于血缘关系是天生、没有选择的，子女就是子女，他们不会背叛你，会尽最大能力帮你把企业发扬光大下去。但是，问题也出在能力上，因为，虽然由子女接班解决了信任问题，可是，由于一个家庭的子女数量毕竟很少，像中国现在是独生子女，你怎么能保证自己的子女能力是最好、甚至是次好的呢？万一你自己的子女根本没有能力呢？特别是在中国社会里，创业者的子女会从小认定父亲的企业必然会留在他们手里，所以，很多情况下，即使这些子女的天赋很好、很聪明，他们从小就不好学、就很懒，不能吃苦、不能承受挑战。由他们来接班，到最后，企业经不了多久就要没落了。

“相比之下，如果在血缘关系之外去挑选职业经理人做你的代理人，选择的范围很大，可以完全根据能力挑选。因此，这样做，在能力上不是问题，但在信任方面挑战极大，你很难保证他们总把你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所谓的‘代理人问题’，或说‘委托代理问题’，你作为股东是委托方，聘用的职业管理者为代理人。”

陈笛，“那么，综合而言，哪种安排更好呢？”

“答案取决于整个社会的诚信与法治环境。相对于家庭、家族而言的外部法治越不可靠，血缘关系外的诚信越差，代理人问题就越严重，由子女接班就更好，尽管这意味着企业未来活下去的概率总体不会太高。相反地，一个社会中，外部法治与诚信环境越好，通过契约安排规范代理人的行为就越可行，委托代理问题就越轻，那么，找血缘关系外的职业经理人接手管理公司就会越好。实际上，很多学者的研究也证明，在中国以及其他传统社会中，由于处理代理人问题的制度不发达，人们普遍把自家企业只交由后代接管，而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虽然许多创业成功者还是选择由子女接管企业，但更多人选择让企业股票上市，接着聘用职业经理人管理企业。”

陈笛，“为什么中国、美国、英国会有这样的差别？”

“在中国，两千多年前开始，儒家就把家族、血缘关系网定为人们实现经济安全、生活安全的最主要依赖，甚至是唯一的依赖，排斥血缘之外的市场交易和社会互助安排。这样一来，对支持市场交易、支持陌生人之间的交易的制度就没有需求，因此，解决代理人问题的制度架构，比如，民法制度和相配的司法、执行机制，就没有机会发展。没有对这类制度的需要，社会也就不会去发展这种东西。长此以往，这反过来也会让每个中国人意识到，还是只有亲情最可靠，甚至只有亲情才可靠，因为，在没有那些支持委托代理关系的制度的情况下，人们又被迫只能相信与自己有血缘的人，自己创办的企业只有交给自家人才放心。

“西方国家的民法体系最早起源于两千多年前的古罗马，源于当时的商业交易，但是，今天我们熟悉的针对代理人问题的法治体系是更后才发展。最初是基督教教会的出现，我们可以把教会看成是现代企业组织的前身，跟家庭、家族不同，教会不是基于血缘关系，而是基于宗教信仰、自愿结盟的共同体。更重要的是，这种基于共同信仰建立的“大家庭”让西方人感受到，原来在血缘关系之外也可以建立信任的网络，能够相互信任；原来只要行为规则明确、奖罚分明，诚信并不是非血缘不可。到16世纪超越血缘的股份公司出现时，‘公司’作为契约与法律规则的产物，应该说只是‘教会’这种组织的一种自然延伸。只不过‘公司’不是以宗教信仰为出发点，而是以盈利为结盟的目的，以契约和法治为支撑。

“当然，虽然在西欧那么早推出了不是基于家族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因此500年前就面对代理人问题，但是，在过去几个世纪里，甚至到今天，‘你做股东、别人帮你管理’引出的问题还层出不穷。可是，正因为这些代理人问题的不断出现，所以，西方社会一直在摸索、在调整，以便找到更好解决代理人问题的制度。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跟中国和其它传统社会相比，西方社会有更好规范委托代理关系的制度架构。到今天，盖茨用不着把他创办的微软的管理权交给她女儿，英特尔的创始人也用不着把公司只交给他们的子女管理，这些公司之所以能跟创始人家族脱钩，就是因为美国已经有一套完善的处理代理人问题的法治体系。虽然这种体系还有很多问题，但是，至少盖茨用不着把他女儿的未来捆绑在微软公司上。”

陈笛，“你这么一说，那我也可以按自己的兴趣选择未来的职业，而不是必须继承你的职业和公司了。法治体系把我的个人空间也解放了！”

“其实，在中国‘由子继承家业’和美国‘通过上市由陌生职业经理人接管企业’这两种模式之间，不同国家也推出过其它折中办法。比如，在日本，如果创始人认为他儿子无能力接管企业，或者儿子不愿意接管，那么，他会在公司年轻人中物色一个能力最强的小伙子，先把一个女儿嫁给他，婚满一年后，再通过仪式把女婿正式收养为自己的儿子，让其改姓成为创始人的‘养子’。再后，就由这个‘女婿养子’成为家族的掌门人，并正式掌管企业。像日本松下集团自1918年创办后，第二任董事长松下正治是创始人松下幸之助的‘女婿养子’，在后者于1973年退休时继位；三井集团成立于1673年，该家族企业一直是近代日本经济的支柱，历代掌门人中有几位是三井家族的‘女婿养子’，这无疑强化了三井集团的生命力，使其发扬光大三个多世纪至今。另一个例子是丰田汽车，创始人是丰田佐吉，19世纪末他在东京以机械纺织业起家，1936年才正式进入汽车制造业，他有亲生儿子，但是，丰田佐吉年长之后，选择将整个家业由丰田利三郎掌控，丰田利三郎原名叫‘小山利三郎’，是丰田佐吉的‘女婿养子’。

“日本这种模式有三大好处。其一，继续利用‘家’的传统力量，围绕血缘进行延伸、扩大，毕竟‘女婿’加‘养子’要大于单纯的‘女婿’、‘养子’关系，因此，信任的基础被强化，由这样的‘女婿养子’接掌家族企业，背叛的概率会小，代理人问题会低于把公司委托给一个不相干的人去管。其次，把接班人的选择范围大大扩大，不只是在儿子中挑一个，而且可以在企业年轻人中更广泛地去物色，这当然更能保证接班人的能力。按三井家族一位掌门人的话说，‘我宁可要女儿而不要儿子，因为有了女儿我可以选择我的儿子！’这话概括了日本家族企业通过‘女婿养子’找继承人模式的精髓。第三，正因为可以到血缘之外找‘女婿养子’做接班人，这给现任掌门人的子女带来竞争压力，让亲生儿子不至于因为家业必然是他们的而变得懒惰，逼着他们去奋发向上！这种压力下，即使家族企业最终由儿子接管，‘富不过三代’的概率也会比在中国低一些。”

陈笛，“实际效果怎样呢？”

“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在日本，‘女婿养子’掌控的家族企业平均业绩高于亲生儿子接掌的企业，而不管是‘女婿养子’还是亲生儿子接掌，家族企业业绩又平均优于代理人管理的非家族企业！相比之下，在美国，职业经理人管理的非家族企业却高于家族企业的业绩。”

陈笛，“但是，我还是不喜欢日本的那种安排，因为那等于是把他们的女儿做成了工具，变成了为家族企业找好接班人的工具。为什么他们的女儿不能根据自己的偏好去谈恋爱、去安排她们自己的一辈子呢？让她们为家族企业做出这样的牺牲是不公平的。”

“你说对了。这一传统正在因为日本股权市场的发展而改变，就像在美国的情况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股票市场的确让那些家族企业的子女得到个人解放，她们更自由了。”

当然，话又说回来，家族企业的交接班是如此困难，以至于难以逃脱“富不过三代”的宿命，这本身或许不是坏事，因为这等于是逼着各代人都要去自己努力，差不多都不能坐吃祖先的创业成果。否则，如果一代人的创业成就，能被无数代子孙无穷地享受下去，那不是让富家的子孙永远是富人了？这会不会变成另一种“道德风险”（moral hazard）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许更能理解盖茨、巴菲特等创业大师为什么把所赚的钱基本都捐赠出去，原来这样做是为了给子孙留下一些创业的动力，留下一些追求幸福的机会。试想，如果盖茨的子孙后代，都是一出生就不用为一辈子的生活担忧了，那他们的生活意义在哪里？创业的动力呢？就像我们说“生命在于运动”，幸福存在于追求之中。留给子女太多的财产，不是在剥夺他们追求幸福的权利吗？

还好，不管是中国式的只愿把家族企业留给亲生子女，还是日本式的广义家族传承办法，还是美国式的聘用陌生职业经理人接管企业，实际上都不能保证企业的长久不衰，因为这些做法中都还存在“能力问题”和“代理人问题”。只是在中国，财富所能传承的代数实在太短。

阿里巴巴卫哲：人生就像三张财务报表

阿里巴巴卫哲：人生就像三张财务报表

http://www.moneyman.cn/article.asp?id=5583

 

卫哲被这个崇拜产业英雄的年代誉为“传奇”，他的职业生涯经常被职业咨询专家所借鉴。24岁担任万国证券管理总部副总经理；28岁担任东方证券投资银行总部董事总经理，成为中国七大证券公司中最年轻的投行总经理；2002年，31岁，担任百安居(中国区)总裁,成为世界500强最年轻的中国总裁。

　　被评为“2004年度中国七大零售人物”和2005年度“中国零售业十大风云人物”。2006年11月，正式加盟阿里巴巴。

　　他的每一步，身后都是无数人艳羡和惊奇的目光。

　　从职业经理人到职业事业人

　　《上海证券报》：在中国的职场，有人把李开复、唐骏和您都称为打工皇帝，您如何看待？

　　卫哲：首先我纠正一个误区，“打工皇帝”说法的错误。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是打工，二是皇帝，这两个都错了。第一，我来阿里巴巴不是来打工的，是和马云、其他团队一起进一步创业的合伙人，这和打工的心态完全不一样。可以说，加入阿里巴巴的那天就是告别职业经理人的那天。

　　第二，还得否定是皇帝。在阿里巴巴这样的文化里面，我们是更强调团队作用。在阿里巴巴我们提倡的是合伙人文化，不仅是纯粹的职业经理人，这个身份应该叫做职业事业人。

　　《上海证券报》：为何选择加盟阿里巴巴？

　　卫哲：我觉得以前加在我身上的各种光环没什么值得骄傲。最年轻的五百强CEO是别人看得起你，让你做CEO。但加盟阿里巴巴，则意味着我们一起创办一个企业，不仅是五百强，而是要把它做到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这个领域的第一位、第二位。而在我有生之年内，在别的行业中国企业不具备这个条件，但在互联网、在电子商务领域却完全有可能。

　　另外，我还希望把以前学的所谓经商之术提升为自己的经商之道。作为职业经理有很多管理之术，却很难提升经商之道。

　　《上海证券报》：所谓经商之道的“道”怎么该理解？

　　卫哲：我在伦敦商学院付了18000美元学费，学了三句话，这三句全是管理之术或者叫职业经理人之道。第一句是经营者、管理者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第二是，程序比权利重要；第三，当一件事情你没办法评估它的时候，你就没办法管理。

　　这三句话我觉得当时是我学到的所有职业经理人之道，我也是一直这样来做的。但阿里巴巴谈的不是管理，谈的是领导力，从领导力的角度来看这三句话都有问题，阿里巴巴是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

　　金融危机到来以后，阿里巴巴做的所有事情真的是按照这个次序来做。我们先推两个产品，先解决外贸问题，再解决内贸问题；第二步，我们宣布员工大幅度加薪，员工的销售佣金大比例提高，我们还宣布招五千人；第三步，我们开始现金回购，回馈股东。

　　而西方文化是股东第一，裁员、关闭工厂等等。我认为亚洲的文化、中国的文化使我们能够更早的走出危机，因为我们更关注利益相关者。

　　跳槽是为补短板

　　《上海证券报》：你职业经历中最惹人关注的是充满传奇色彩的四次跳槽，每一次都成功着陆并且达到更高的位置。甚至有职场“跳蚤”总结出一套“卫氏跳槽学”。

　　卫哲：掌握英语的好处是能够了解外面的世界。所以当你关注一个行业的前景时，如果在中国看不清楚，可以借鉴一下这个行业在国外有多大。譬如，我从证券行业到百安居。建材超市当时在中国没有，但在国外你却可以看到大型的建材超市，我当时觉得这其中就存在着巨大的机遇。

　　总结下来，我比较注重三个新，新行业、新公司、新岗位，就是你尽可能去尝试新的领域。我不断地换工作和提高自己就是在补短板，我来阿里巴巴也是在补短板，我从投行去会计师事务所是补短板，我从投行回到零售也是在补短板。

　　除了三个新，还要敢于减薪跳槽。我的建议是四十岁以前别看自己的收入，人生就像三张财务报表一样，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四十岁以前应该看资产负债表，资产是你会什么，负债是你不懂什么，这是四十岁以前应该做的。四十岁以后应该关注损益表，五十岁以后要看现金流量表。但很多人只看现金流量表，这叫炒卖自己的资产。我看到很多做销售的人，为了百分之二三十就跳槽，到后来没价值了，因为他除了销售很多东西都不会。

　　家庭才是人生最大的财富

　　《上海证券报》：对于生活和工作，对于你哪个更重要？

　　卫哲：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对成功的定义。成功一定是平衡的，不仅仅是某一个领域的成功。很多人觉得成功就是拥有大量的财富，而我觉得家庭才是我最大的财富。离开这个家庭，什么财富、成功都不能带给我快乐。

　　《上海证券报》：如此繁忙的公务，怎么协调工作与生活的关系？

　　卫哲：这需要追求一种平衡。我总结为大平衡、中平衡、小平衡。小平衡是每天朝九晚五；中平衡是每天可以放弃掉一些休息的时间，但一年有一两个月的休假，我以前的很多老外同事是这么选择的；大平衡是指从二十多岁毕业到退休这期间的三十年内，放弃掉小平衡、中平衡，提前退休。每个人不同情况，各有各的选择。我跟我太太说，我们走大平衡的路线。

　　《上海证券报》：有没有想过什么时候退休？

　　卫哲：阿里巴巴是我最后一份专职工作。其实兼职我也一直在做。我兼职就两件事，一是去商学院教书，每年教三到四次，二是担任一两家公司的非执行董事。而界定退休的标准是看我兼职的比例。专职的时间可能会越来越少，可能某一天我51%以上的时间在兼职上，49%还在专职上，那一天就可以界定为退休。

香港3-6个月有机会见20年大底

香港3-6个月有机会见20年大底

http://www.moneyman.cn/article.asp?id=5585

誰最抗跌？ 生技基金出列

誰最抗跌？ 生技基金出列

http://smart.businessweekly.com.tw/webarticle.php?id=35914

 

醫療保健主題的基金，在晨星基金組別中分類為生物科技和健康護理股票基金，這兩組基金自去年雷曼兄弟破產迄今的表現，都較全球股市抗跌，其中生物科技股票基金的組別平均表現更佳。

金融海嘯讓全球購併活動幾乎進入冰河期，以銷售威而鋼而聲名大噪的美國輝瑞藥廠（Pfizer），卻在1月底宣布大手筆斥資680億美元收購惠氏藥廠（Wyeth），成為近10年來全球製藥廠商間最大的企業購併案。

輝瑞公司認為醫療產業未來發展趨勢，需結合生化科技且發展競爭對手難以複製的疫苗技術及療程，由於惠氏藥廠在疫苗和包括癌症等重大疾病療程都在業界占領先地位，這項購併案將使得輝瑞藥廠從傳統製藥拓展至生技醫藥的領域，他認為多角化的經營將有助於輝瑞藥廠未來表現。

從輝瑞購併惠氏藥廠，以及歐巴馬上任對美國實施全民健保的承諾，都將使2009年成為醫療產業的關鍵轉變期，值得我們深入探究。

產業面》「海嘯」來襲　生技製藥業較具防禦力

一般來說，我們將醫療產業分為健康保險公司、醫護中心和生技製藥公司等3類，此3類公司因其特性不同，受到景氣影響的程度亦不同，分析如下：

健康保險公司：受到裁員潮、失業率攀高，以及美國地方政府刪減健保預算的影響，預估2009年新簽訂的保單成長率將趨於零，營收難有好表現。雖然，大部分健康保險公司的資產負債表還算強健，但是部分公司已經出現上百萬美元的資產減損，在信用市場還未全面改善下，少部分公司面臨債務到期但卻融資困難的窘境。

醫護中心：付不起醫療費用的病患持續增多，預估2009年壞帳將快速增長，與此同時，醫護中心卻仍需支付高利息的債務支出，不僅資金調度將出現困難，償債能力也將出現問題，信用評級可能遭下調，進一步使得融資更加困難；而融資的困難，則將直接衝擊其基礎設備和科技的專案，因此受到刪減或停擺。預估會有不少財務出現危機的醫護中心，將在市面上尋求買主，以度過資金短絀的難關，市場看淡該行業2009年的表現。

 

 

金價可能暴漲到每盎司6千美元

金價可能暴漲到每盎司6千美元

 

http://smart.businessweekly.com.tw/webarticle.php?id=35982

 

 

瑞士投資大師朱洛夫預測，以美國政府龐大的救市方案，聯邦準備理事會（Fed）負債突然暴增，如果將這些新增負債全數以黃金來提足準備，那麼黃金價格可能暴漲到每盎司6,000美元！

 

惡性通膨魔鬼逼近！

朱洛夫的警語，除了看好黃金投資機會，更讓全球的投資界突然警醒：潛在惡性通貨膨脹隱憂已經浮現，當全世界投資人為了股價重挫、失業激增，可能引發通貨緊縮而憂心忡忡時，惡性通膨的魔鬼，其實，已經悄悄逼近，你該如何因應？

朱洛夫是低調的投資大師，他在瑞士的資產管理公司，旗下基金去年第4季、今年以來，都能繳出正報酬成績單。他在1987年，曾準確預測美國股市崩盤、日經指數會暴跌腰斬；1997年，率先看出亞洲國家將發生金融危機；去年又發出警訊，認為美國政府至少花費一兆美元，才能防堵金融體系崩潰。他是投資週刊《霸榮》（Barron's）圓桌會議的長期貴賓，受到國際投資專家共同的推崇與尊敬。

2006年就已經陸續出脫長線持股的朱洛夫，對2009年前景仍不樂觀。他認為，美國和歐洲政府大力撒錢，提出史無前例超大規模的財政刺激方案後，全球經濟將面臨「軟性衰退」（the Soft Depression）：

1.S&P500股價指數可能再跌35%，至550點左右；
2.歷經數10年的全球化潮流可能逆轉；
3.銀行國有化的潮流，將從英美國家擴散到開發中國家；
4.部分歐洲國家將退出歐元體系；
5.黃金是最佳的長期投資工具。

《Smart智富》月刊曾在去年9月報導朱洛夫的預測。當時，他鼓勵投資人持有2年期以下的美國國庫券（因為恐慌的基金經理人追求高流動性的需求），他認為美國經濟將長期躺平，而且美國與歐洲政府將會提出鉅額的財政刺激方案，同時，受惠龐大財政政策的基礎建設、原物料股表現將超越大盤，半年後的今天檢視，句句應驗。

要買黃金，而且是實體黃金

要買黃金，而且是實體黃金

http://smart.businessweekly.com.tw/webarticle.php?id=35981

 

*************

今年以來，金價走勁，一度還衝上987美元 。頻創新高後，市場雖有獲利了結壓力，但麥嘉華（Marc Faber）、羅伯特•清崎（Robert Kiyosaki），及詹姆士•涂克（James Turk）等三位國際大師仍強烈建議：「現在，一定要買黃金，而且是實體黃金。」

為什麼是買實體黃金，而非期貨、ETF等紙黃金？這反映出人們對經濟前景的信心仍然極度脆弱，任何衍生性的金融產品，還是必須有金融機構作發行或中介機構，但人們對金融體系卻缺乏信心。著有《美元失色，黃金發熱》的涂克強調，各國政府不斷撒錢救企業和振興經濟，恐將引發惡性通膨，「保值又便於流通的實體黃金，就值得持有。」

羅伯特•清崎也表示，全球經濟還會繼續惡化，紙鈔會大貶值，「如果要保住你的資產，就把部分資產轉成實體黃金。」 而麥嘉華在接受彭博專訪，談及黃金時，他更連說了3個「buy」（買），「我不買黃金ETF，也不信其他衍生性商品，我就只買實體黃金！」

事實上，不只三位大師，全球富人也早已展開「囤金」行動。包括美國銀行等多家資產管理機構透露，他們公司的高資產客戶都在減碼紙黃金，搶進實體黃金，僅僅在1月間，「美國鷹」金幣就大賣9.2萬盎司，是去年同期的4倍，比2007年上半年的總出貨量還多。瑞士銀行及高盛表示，許多投資人正大肆收購黃金，並且囤積在保險箱或私人金庫中。

另外，金礦業服務公司（GFMS）的報告顯示，今年全球央行的釋金量將降到200公噸以下，而且還準備要提高黃金儲備量，光是中國大陸、德國和義大利三個國家，總共就要增加6,000公噸之多。雖然全球對飾金需求走緩，但在金條、金幣的需求大增，顯見人們對黃金已從賺價差的投資，轉為避險、保值的考量。

而巴克萊資本表示，隨著實體黃金大短缺，國際金價將再次恢復多頭走勢，預估可望朝每盎司1,033美元至1,500美元挺進。投資大師朱洛夫（Felix W. Zulauf）則預估，金價在二年內會再漲一倍。

14个影响寿命的因素

也许你并不知道，一些平时看似不重要的生活习惯，或是你曾经的生活环境，都会影响你的寿命。美国《预防》杂志3月13日刊文列出了14个确有科学依据的长寿迹象。

 

http://news.wenxuecity.com/messages/200903/news-gb2312-816478.html

1。出生时母亲还年轻。美国芝加哥大学科学家研究发现，一个人出生时母亲年龄如果不到25岁，他们活到100岁的几率是出生时母亲超过25岁的人的两倍。

2。爱喝茶。一项针对4.05万名日本男女的研究结果显示，每天喝至少5杯茶的人，他们死于心脏病和中风的几率最低。

3。每天步行30分钟。一项针对2603名男女的最新研究结果表明，每天坚持步行30分钟左右的人，不管其体内脂肪含量有多高，他们的长寿几率是那些每天步行少于30分钟的人的4倍。

4。少喝碳酸饮料。美国科学家发现，每天喝一次以上可乐会使你患心脏病、糖尿病等病的风险加倍。倘若实在想喝几口碳酸饮料，可以在里面加入一些果汁。

5。腿部健壮。“腿部肌肉力量差预示着步入老年后身体虚弱。”腿部健壮尤其能预防髋骨骨折，由于髋骨骨折会引发各类并发症，多达20%的患者会在一年内去世。

6。吃紫色食物。一项最新研究显示，紫葡萄、蓝莓和红葡萄酒富含多酚，可降低罹患心脏病的几率，预防老年痴呆症。

7。青少年时体重正常。研究人员针对137名美国黑人进行研究，对他们从出生到28岁做了跟踪调查，结果发现，14岁时体重超重会增加成年时患2型糖尿病的几率。

8。少吃红肉。美国癌症研究院的一份报告称，如果每周摄入的红肉超过510克，会提高患结直肠癌的风险。每天摄入99克经过加工的肉类食品(例如熏肉和熟食)，患结直肠癌风险将提高42%。

9。上过大学。哈佛大学医学院一项研究发现，正规受教育时间超过12年的人，比受教育时间相对较少的人寿命长18个月。

10。人缘好。“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应对紧张的缓冲器。”长期精神紧张会削弱免疫系统并加速细胞老化，最终让寿命缩短4到8年。

11。朋友身体健康。如果好友体重增加，同样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可能性将提高57%。

12。自制力强。相对于责任感不强的人来说，那些自认为自我约束能力强、做事有条理的成功人士更加长寿。

13。不请保姆。根据一项有302名年龄七八十岁的老年人参加的研究，使用吸尘器、清扫楼梯或擦窗户的时间在一小时以上，便可让一般的人燃烧大约285卡路里热量，同时将死亡的危险降低30%。

14。性格活跃。刊登于《心理学家》杂志的一项研究称，有大约17%的美国人性格比较活跃，这些人比沉闷的人更为健康。

相ceo术

相ceo术

 

投资的本质是把自己的资金交托于旁人打点。对于所投资的企业，其管理者如何，是投资成功的三大因素（公司、管理层、价格）之一。

1.四类领导者

关于领导者的分类，《道德经》分为四类：

太上，不知有之。

其次，亲而誉之。

其次，畏之。

其次，侮之。

最高级的是『不知有之』。在其领导下，做事顺理成章，但并不感觉到管理层的存在。在领导人创建的环境下，人们自由的发挥所长，给自身、公司和社会带来进步。

次一等的是『亲而誉之』。领导人作出贡献，大家给予美好的赞誉，并希望和他亲近。

再次一等的是『畏之』下级对这类管理层十分害怕，机械办事，听从“领导”的指挥。

最低等级的是『侮之』。这种领导人受到下级的讥笑谩骂，人们毫不尊重他。

2.五级经理人

柯林斯在《Good to Great》提出了五级�理人，颇值得玩味。

    第一�：智慧、技能等个人能力强；

    第二�：善于合作、乐于为团队目标贡献个人才智；

    第三�：管理能力�；

    第四�：自我为中心，执着追求目标，坚强有力；

第五�：具有「极端的�卑」和「强大的�心」。

第五类领导人，具体具有以下特点:

    - 不追求短期暴利，以公司长远利益�中心。

- 能够成功选出接班人。

    - 保持低调，经常表�出令人折服的谦虚。

    - 持有强大的�心和坚定的意志。

    - 默默耕耘、做事踏实，�健、勤劳。

    - 把成功归结于团队和市�环境，把失败归结于自己。

    - 通常都是不显眼，但已��公司实现了一段持久的成功。

3.「极端的谦卑」和「�大的�心」，说穿了，就是法地效天，这个世界，只有天最长地最久。易经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即是强大的决心也；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即是极端的谦卑也。人是天地的产物，自然应符合天地的秉性。所以，效天法地之领导人，才能长久成功。

古代中国和当代西方，对最高等级的经理人或领导者的标准竟然颇为一致。个人认为，第五级经理人的代表，东方有李嘉诚、西方有巴菲特。

所以，观其言、察其行，如果能�发现此类特质的CEO，便是找到了值得长线投�公司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