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4-09 来源：上海商报
为期一天的伦敦金融高峰会议，被世界各国寄予厚望。会议结束之后，乐观的气氛在世界各国弥漫开来，世界各主要股票市场价格全面上扬。此次会议通过的声明内容广泛，大体上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政治性的宣言，重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振兴世界经济；二是长远目标，就世界金融体制改革委托各国的财政部长或者中央银行行长进行长期的谈判；三是具体成果，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扩股。西方一些新闻媒体在报道此次金融峰会的时候，认为真正的大赢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话不无道理。这个从来都没有真正发挥良好作用的世界金融组织，其地位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世界各国承诺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金额达到5000亿美元，其中中国承担400亿美元。这意味着在今后的岁月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会继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人们不禁要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什么饱受青睐？在世界金融危机中无所作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什么屹立不倒？
IMF是产生诸多不平衡的根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一个常设机构，旨在促进国际货币合作，为国际货币问题的磋商和协作提供方法，通过促进国际贸易，扩大成员国的就业水平。在特殊的国际背景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计了一套极其荒谬的稳定货币市场的程序和方案——通过稳定美元货币，强调美元货币与黄金挂钩，建立一个多边支付交易制度，逐步消除妨碍世界贸易的外汇管制。在成员国出现巨大的贸易不平衡现象时，通过提供资金，改变成员国的国际收支状况。
事实证明，这套监管国际货币市场的制度和手段，根本无法解决金融危机中存在的问题。无论是面对上个世纪发生在拉丁美洲国家的金融危机，还是面对发生在亚洲国家的金融危机，以及面对本世纪出现的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无能为力。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主要国家控制国际货币市场和货物市场的手段。西方国家通过关贸总协定，牢牢地控制货物市场；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牢牢地控制资金结算市场。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本无法改变国际贸易不平衡的状况，恰恰相反，它是产生诸多不平衡的总根源。
IMF沦为美国的御用工具
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议事规则来看，它是一种典型的资本主义运行机构。每一个成员国都有250票的所谓基本投票权，但是，在投票的过程中，还必须根据各国所缴纳份额得到的加权投票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意见。而加权投票权则按照各国所缴纳份额进行计算，具体份额又是根据各国的国民收入总值、经济发展程度、当时国际贸易幅度等因素加以确定。由于当时美国是最大的股东，享有17.4%的份额，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大议题都需要85%的通过率，所以美国享有实际否决权。打个比方，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每个常任理事国都拥有1票否决权，可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有美国才享有1票否决权。这样的议事规则决定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享有绝对的发言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任何决策，都必须听命于美国。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在发生经济危机之后，总是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附加各种条件，从而达到美国所要达到的目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沦为美国的御用工具。强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就是巩固美元霸权，维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不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正因为如此，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提出，要彻底改革世界金融体系，重新寻找公正合理的世界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但现在看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努力并未成功，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加资金，就意味着与虎谋皮。今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将会更加倚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发展国际贸易的过程中会继续依赖美国市场，巩固美元国际货币地位。
特别提款权同样隐含不公平
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运作功能来看，它通过提供贸易贷款，创立提款权和特别提款权制度，确保世界贸易的利益总是倾斜到发达国家一边。
196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立了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DR)，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资产，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份额无偿分配给各成员国使用，主要用于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债权债务清偿。近些年来，中国的一些国有企业由于无法应付日益复杂的国际汇率变化情况，开始使用特别提款权进行国际结算，从而使特别提款权成为国际结算货币。但从实质意义上来说，特别提款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的一种记账单位，亦称“纸黄金�Paper Gold ”，而不是真正的货币。在特别提款权创立之初，特别提款权实行金本位，即一个特别提款权等于0.888671克黄金，一个特别提款权等于当时的1美元。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迫于1974年7月1日宣布，特别提款权与黄金脱钩，选取世界出口份额最大的16个国家的货币组成一篮子货币，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的价格基础。可是，由于16个国家的货币对美元的汇率不断变化，计算程序十分复杂，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简化手续，从1981年1月1日起，选择世界上商品和服务出口额最大的5个国家货币作为计算特别提款权的价值单位。这五个国家的货币分别是美元、德国马克、法国法郎、英镑和日元。2000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将欧元纳入到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之中，取代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还规定，平均5年修改一次特别提款权的价格基础，把对外商品和服务出口额最大的4个国家作为基础货币单位。以中国移动公司为例，在收取国际漫游费用的时候，通过特别提款权结算资金。对于漫游到国外的用户，中国移动公司选择被访问地区或者国家的运营商所使用的货币单位确定价格，并且按照一定的汇率折算为特别提款权，再由特别提款权换算成为中国的人民币向用户收取。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提款权相当于一个国际通行的结算货币单位，尽管在实际生活中并不需要直接换算成为各国的货币。中国移动在使用特别提款权计算的时候，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汇率，将中国移动服务费用折算成为特别提款权办理结算。
从表面上来看，特别提款权摆脱了美元主导国际货币市场的阴影。但是，在分配特别提款权的过程中，同样隐含着不公平的问题。更主要的是，特别提款权使用一篮子货币方案，而中国的货币不包含在其中，这就使得中国在使用特别提款权进行国际结算的过程中，继续受制于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提出把特别提款权作为独立于主权国家的货币单位，实际上是以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基础的。如果不彻底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么，直接把特别提款权作为国际储备和结算货币，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意义。
可以这样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存在，在早期是为了稳定国际货币市场，努力营造一个相对透明的国际结算环境。但是到后来，由于美元币值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创立一系列特别的制度，特别是建立了特别提款权制度，使得西方国家在使用这一制度干涉别国贸易，损害其他国家金融主权的时候，有了得心应手的工具。如果说最初设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为了巩固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那么，特别提款权的出现，则使得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彻底绑在了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的贸易列车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打着维护贸易平衡的幌子，通过创制国际货币结算单位，导致世界资源流动出现了新的不平衡。可以直言不讳地说，由于特别提款权这种特殊的金融衍生产品本身具有极大的不合理性，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但不能阻止国际金融危机，反而为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正是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各国资金流动开辟了岔路，从而使许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资金大量涌入西方国家的金融机构，为西方国家的信用消费经济模式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西方金融机构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提供了充足的“弹药”。
IMF干预经济危机充斥霸权意识
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干预经济危机的过程和手段来看，充斥着霸权意识。上个世纪拉丁美洲国家发生经济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所谓的经济改革方案，鼓励这些国家实行浮动的汇率制度，将国有资产私有化，强迫这些国家接受他们附加的不合理条款，从而为美国金融投机家扫荡这些国家的金融资产打开了方便之门。拉丁美洲经济危机过后，人们发现许多国家的经济呈现出“空心化”的状态。所谓华盛顿共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借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规模地掠夺拉丁美洲国家的财富，从而使这些国家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政府不得不更加依赖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繁荣昙花一现。在苏联和东欧解体的过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样扮演着非常可耻的角色，他们与西方的金融投机家沆瀣一气，采用所谓的“休克疗法”，实行国有资产私有化，从而使这些国家陷入长期动荡不安之中。这些年来，不少国家痛定思痛，重新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试图摆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控制。但现在看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成为戴在他们头上的紧箍咒，这些曾经信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家在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不可能摆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诅咒。
改革世界金融体系须先改革IMF
改革世界金融体系，必须从摧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着手，彻底打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形成的不合理的国际货物贸易和金融贸易秩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老态龙钟，但仍然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许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通过实物贸易赚取的外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转瞬即逝。这说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倡导和监管的国际金融市场已经成为一个深不可测的金融陷阱，它随时都可能葬送一个国家的经济。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应当联合起来，彻底捣毁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联合国的框架内，重新建立公平的贸易规则。从短期来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应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必须改变当前的议事规则，防止美国行使否决权，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谋取不当利益；第二，必须改革提款权和特别提款权制度，按照世界各国贸易比重重新分配提款权；第三，在采取资本主义表决方式的同时，还应该考虑到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适当照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制定金融贸易规则和调整世界金融结构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要。(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法学教授)
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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